|
梅新育
从上世纪90年代起，中国外贸依存度就始终伴随着“过高”的评价；2004年，中国外贸依存度已达70%，在全世界大国中遥遥领先；今年，预计中国贸易顺差可达1000亿美元，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将超过35%，大大超过往年的正常水平。贸易依存度和贸易顺差过高的问题，再度引起了广泛关注。
作为一个大国，中国外贸依存度确实太高。在全球经济失衡的背景下，中国庞大的经常项目、资本和金融项目“双顺差”也蕴藏着巨大的问题。且不提巨额经常项目顺差将如何激化中国与贸易伙伴之间的经贸争端，单就“经常项目顺差转化为外汇储备资产＋大规模外商直接投资内流”的结果组合而言，本质上也不过是用海外低收益资产替换了国内高收益资产，中国为此付出了巨大的收益代价。
须知官方储备资产收益率相当有限，而发展中国家直接投资资本回报率普遍高于发达国家。1994年—2003年间，拉丁美洲、东亚(日本除外)包括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投资资本回报率分别为12.9%、14.7%和11.3%，全体发展中国家平均为13.3%，而西方七国集团投资资本回报率平均只有7.8%，最高的美国也不过9.9%。在这种格局下，我们不仅牺牲了国民当前的消费，也牺牲了回报率更高的投资机会，而投资效率不高正是国内外公认的中国投资症结。
虽然我们仍然继续维持着相当庞大的直接投资净流入，但在这种格局下，我们胼手胝足、流血流汗却只不过是充当了“世界风险资本家”的垫脚石。去年年底美国在外商直接投资比美国海外直接投资总额高2.5万亿美元的情况下，继续保持着投资收益项目盈余300亿美元。
外贸依存度过高，“双顺差”格局不应也不可能长期维持下去，需要扩大内需……这一切业已成为普遍的共识，但问题的复杂性在于我们又不能追求迅速扭转上述格局。降低外贸依存度、削减过高顺差的途径有两条:其一是遏制出口贸易增长；其二是并不遏制出口贸易增长，但是通过消除外贸优于内贸的待遇等措施推动内需增长快于外需。显而易见，第二条途径更为可取。
毕竟，我们的主要贸易伙伴正处于经济高增长期，国民消费则因收入分配失衡、社会保障缺失等原因而难以迅速启动，庞大的净出口已经成为今年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头号发动机，而保持经济一定的增长速度是确保我国经济社会稳定大局的核心要素之一。近期我们仍然需要出口发挥带动经济增长的积极作用。盲目追求立竿见影地降低外贸依存度指标而遏制出口增长，除了让我们丧失本来可以赢得的市场之外并无好处。
我们只能渐近有序地调整这一格局，并与居民收入分配格局改善、社会保障体系完善、居民消费启动的进程保持大体同步，从而将上述调整的振荡降低到最低限度。而且，在长期内，即使我们成功地降低了按照价值形态衡量的外贸依存度，也并不意味着我们能够而且应该降低按照物质形态衡量的外贸依存度，因为我们不能指望主要依靠国内资源供给支持我们长期的可持续经济增长，“按照价值形态衡量的外贸依存度＋按照物质形态衡量的外贸依存度”才是我们应当追求的理想组合。
为了有秩序降低外贸依存度，我们还需要对某些制度安排作出调整。毕竟，如果不能建立更为合理的政府业绩考核体系，我们难以指望切实取消外贸优于内贸、外资优于内资的待遇。
(作者为商务部研究院副研究员)
更多精彩评论，更多传媒视点，更多传媒人风采，尽在新浪财经新评谈栏目，欢迎访问新浪财经新评谈栏目。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