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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幼鸣／文
近日，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表决通过修改后的证券法。观察证券法修订过程并分析新证券法内容，我认为，在法律制度安排上，新证券法无法满足证券市场长期健康发展的需要，且缺陷是结构性的。
我认定新证券法存在结构性缺陷基本依据是：按行为划分，证券市场可分为“交易行为”和“监管行为”两大部分；从这两类行为的权力赋予看，新证券法只是加强了“监管行为”权力，根本没有归还“交易行为”应有权力。
世界证券史表明，从自发投融资需求中发展起来的市场无一不是“交易行为”在前、“监管行为”在后。“交易”与“监管”的权力边界界定得十分清楚、明晰，市场主体拥有充分自主选择权，“监管”仅针对市场出现问题展开。例如，美国上世纪30年代初期颁布的两部证券法，仅针对上市信息披露与欺诈问题出台规定，却产生了极其深远影响。中国内地证券市场弊端之所以不断放大，核心原因在于开设动机就不端正，至今饱受行政势力主导，内含强势利益集团套利机制，而严格意义上的“交易行为”长期无法建立。新证券法对这一市场根本症结视而不见，所以它是“独腿”的。
体现在技术层面上，新证券法也存在重大瑕疵。证券法修订草案付诸表决前夕，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成思危参加分组审议时仍提议，“在草案中增加内容，强调对上市公司退市内容的安排”。退市属于证券立法必须重点给予制度安排环节，为什么数易其稿后，证券法修订草案仍未能做到应有关注呢？这并非出于疏漏。不仅退市缺乏安排，公司上市环节，照样规定由证监会通过下属交易所主导发行审核制度。概而言之，这是因为相关方面在修法过程中，对证券市场市场化发展路径未予充分考虑，相反试图以法律规定形式继续限制所致。
通过新证券法，证监会在该有与不该有两个方面都扩大了权力。一段时间来，路人皆知的事实是，在股改对价、新股发行等问题上，国资监管部门与证监会分歧很大。那么，在修订证券法问题上，为什么不见国资监管部门发表不同意见呢？道理很简单，就是继续把企业IPO和再融资阀门留在证监会手中符合国资监管部门利益。
如果走市场化路径，中介机构自然以销售效率为原则，完全按投资者需求保荐企业上市，而不管公司有什么背景、是何种所有制。这就打破国有企业优先圈钱的格局，无疑是既得利益者不愿看到的。
证券法修订与股权分置改革呈并行关系，法律调整同样需要从实际出发，令人不解的是，股改系对市场关系的大调整，何不等到“后股改时代”基本面貌浮出水面后，再行出台新法呢？作为对证券法修订应联系股改相关观点的回应，草案交付表决前，担任起草工作小组负责人的“权威人士”称股改与修法一点儿关系都没有。孤立地看，化解股权分置的确不是一个法律问题，但在立法指导思想上，看不到股市改革与法律修订内在联系———忽视证券市场弊端的制度成因，忽视市场发展对法律制度的需求趋势，势必犯下历史错误。
就市场实际对法律制度供应的内在需求而言，朝前看，有一点可以肯定，在支付巨大改革成本后，“后股改时代”市场要得以存续，无法偏离的主线是演进为真正的资源配置场所。实现这一目标，需要构建起保障参与方平等地位市场环境，通俗地说，就是要让好的公司能够竞争上市，让投资者得以自由地交易所中意的公司股票。实现此点，必然需要通过限制行政审批权力方式，遏制既得利益集团特权。虽然“权威人士”说修订过程中研究过几乎所有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证券立法文本，并称草案受到美国人赞扬，新证券法在这一关键处却没有任何突破。（3G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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