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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报首席评论员 鲁宁
自公安部一负责人近日披露“公安部拟取消农业、非农业户籍界限，探索建立城乡统一的户口登记管理制度”的消息见报后，立刻成为一个公共热门话题。国内不少媒体相继发表评论，对公安部的开明表示赞赏。
开宗明义，我们对一切有利于打破城乡二元社会结构的努力包括构想，一贯持支持态度。但同时应该清醒地看到，拆除已施行半个世纪的城乡户籍樊篱，不同历史阶段有不同的主要障碍和着力点，问题拖到今天，统一城乡户籍于打破城乡二元社会结构(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着重于缓解“三农”问题)决非主要抓手。换句话说，真要打破城乡二元社会结构、大幅消解“三农”问题的压力，难度和着力点均在户籍之外。
打破城乡二元社会结构并非改革之目的，推进城市化，以尽可能短的时间让数亿农民变为市民，共享经济发展之成果，才是社会改革的根本目的所在。若上述观点合理，那么大众传媒和社会各界就该深入思考：市场经济条件下，真正阻碍农民变市民的障碍是什么？难道仅仅是城市对乡村的歧视及背后的既有利益格局难以打破？是城市容纳农民的基础设施、教育、福利保障跟不上？城乡户籍统一后，城乡二元社会结构真就那么容易打破？
事情远非如此简单！
就表象论，城市的“容纳度”大小关乎农民变市民的实际进程。可从率先拆“城墙”的石家庄市和湖州市(两市相继在2001年取消农民入城定居限制)这几年的实践看，“容纳度”不是个问题。事实是，几年下来，两市市民人口并未大量增加。依早报评论员早先在湖州市的采访调研，农民变市民不同于进城“赶集”，亦不同于进城务工，而是定居。这才是问题的实质———阻碍农民变市民的根本障碍首先在于想做市民的农民有没有进城定居的头道本钱！
“头道本钱”所指，关节点有二：先得有相对稳定的工作；还得有一大笔购买商品房的资金。很显然，对多数渴望做市民的农民而言，稳定的工作和购房资金都还是奢望。也正因为如此，石家庄市和湖州市在率先勇敢地开放户籍后，并未出现先前有专家担心的城市“不堪重负”现象……
还有一类现象值得关注和剖析：改革开放以来，相当数量的先富农民已通过各种途径在城市买房定居(譬如据浙江方面的粗略统计，该省这些年少说有20万农村家庭已在上海市区定居)，虽没市民的“名分”，子女读书什么的还须缴“借读费”之类，但七费八费包括“福利歧视”并未严重制约他(她)们在定居城市创业和生活。而且，这些成群的“市民”在农村老家也未放弃口粮田和承包地，因为那些撂荒或转租的农地一旦允许“上市交易”，就是另一笔可观的货币资产……
现有农地制度下，农地只是农民维持生存的生活基础。农地制度不作深度改革，农地就不可能成为农民的“迁徙基础”。另一方面，已经举家定居城市的农民也不肯自割身份“尾巴”。如此现状下，企图通过“统一城乡户籍”这一“纸面变化”而大量减少农民———从而收获农地集约化经营、减轻农村公益支出负担的双重之效(不少媒体评论就是如此乐观定义的)，继而缓解整个“三农”矛盾是不够现实的，至少是过于理想化。
回到公安部负责人所披露的拟改革内容本身———核心原话如下：“公安部正研究深化户籍改革意见，拟取消农业、非农业户口界限，探索建立城乡统一的户籍制度，以具有合法固定住所作为落户基本条件，逐步放宽大中城市户口迁移限制。”这段核心原话的关键词相继为：“探索建立城乡一体的户籍制度”、“拟取消”、“合法固定住所为落户条件”、“逐步放宽”等。公安部更多考虑的是借助户籍改革改善治安现状，况且，就这么一个有限的改革目标，也不是仅凭公安部一家就可说了算的。至于它与打破城乡二元社会结构，那更是离题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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