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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评论员 邵颖波
10月28日媒体报道了中央一批任免决定，其中包括免去61岁的张保庆教育部副部长的职务。张保庆副部长最近的“名气”来自于他的一系列言论，这位资深的教育行政官员在新闻发布会上，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不仅猛烈地抨击了几个省市地方政府在大学生助学贷款问题上的拖沓，对银行部门的消极态度也未留情面。尤其是说到大学的乱收费问题，更
断然指出问题的实质是“学校收费上瘾”。
教育改革问题向来是社会关注的焦点，问题和难点都较多。张保庆先生的言论引起社会的高度共鸣是非常自然的事情。先放下他的言论正确与否不说，也不论这些言论对于真正解决教育领域存在的诸多问题有多少帮助。
张保庆副部长在临退休前的几次公开场合下表达了自己的心声，这其中不仅有从事教育管理工作的经验所得，更有对教育事业，对贫困学生的一片深情，在这样的理智和这样的心境之下，产生出来的对教育事业的深深忧思，以及因为即将离任而抱有遗憾和焦虑，应该得到社会各方面的理解和宽容。我们还是应该为“离职敢言”者的存在感到庆幸。
但执行退休制度是法律的要求，是不可回避的现实，一位副部长到期离任再正常不过。张副部长离开了行政岗位，但是他的经验、学识，以及他的情感和胆识仍然会有机会作为一种价值发挥出来，他敢说真话的表现增加了他获得这些机会的概率，这也是值得庆幸的一个方面。有报道说，他因此成为公众寄予厚望的人物。
为什么会被“寄予厚望”呢？因为人们希望在“敢言”之后，更应当敢行。
张保庆副部长的焦虑很大程度上来自于他对中国教育事业的热爱，来自于他的退休，他比一般的外界人士看到了更多的问题，但却因为年龄的原因而无法继续为此拼搏为此奉献。但是，我们也从中感到了另一种遗憾，因为我们相信教育领域存在问题并不始于今日。
我们除了称赞这个“离职敢言”之后，我们还需把希望寄托在后来人身上，寄托于那些接替了行政岗位的人身上。在教育领域的诸多具体问题上，“共识”原本早就存在了，比如说加大农村基础教育设施的投入问题，比如反对教育产业化问题，比如坚决反对大中小学的乱收费问题，进一步发展民办教育问题等等，人们统一于这些命题之下，但却在解决之道方面分道扬镳。
为什么，归根到底在利益纠葛过于庞杂。加大对农村基础教育的投入应该，但钱从哪来呢？国家、地方和个人，各自的义务比例是多少，通过什么办法进行，如何监督贯彻落实到位？这只是其中之一，说到其他方面情况也大同小异。教育行政管理部门作为国家政府机构能不能让自身摆脱这些纠缠，身在其中的官员能不能让自身摆脱这些纠缠，他能不能少考虑一些在体制环境里的个人得失，在能发挥作用的时候最大限度地忠诚于教育事业本身？在张保庆副部长离职之后，大家对此寄予的希望看来是越来越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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