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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安部副部长刘金国日前在中央综治办召开的流动人口会议上披露的公安部拟取消农业、非农业户口界限，探索建立城乡统一的户口登记管理制度的消息，无疑激起了人们对户籍制度改革的期望。刘金国的此番讲话是近年来公安部领导对户籍制度改革的最明确表态。从户籍制度阻碍社会经济发展，不利于构建和谐社会的角度来说，尽快取消户籍限制已是大势所趋。
现在的问题是，虽然对户籍制度改革的目标达成了共识，即恢复公民居住和迁徙自由，然而，由于在户籍制度载体上附加的各种利益关系非常复杂，改革有很大的成本代价，所以，在学界尤其城市管理者中，对户籍制度改革的步伐是该快还是该慢认识不一致。大多数城市管理者从方便管理的角度出发，不希望户籍制度一下子放开，他们经常提到的两个理由是，过早放开城市户籍会出现“城市病”，并挤压城市人口就业机会。
从世界城市的发展来看，随着人口的大量涌进，的确会出现贫民窟、犯罪增多、城市环境脏乱差等所谓的“城市病”。换言之，它似乎是城市化过程中的普遍现象。但是，不能因为怕出现“城市病”就紧闭城门。关闭城门，不让农民进来，“城市病”是没有了，可城市的活力和生机也随之而去。事实上，防治“城市病”的最好药方，就是在人口自由流动中发展城市，提高城市管理水平。况且，在中国目前的状况下，很多“城市病”并不是放开城市户籍造成的，恰恰是农民进城后没有享受平等的国民待遇所致。再退一步而言，即使“城市病”无法解决，这也是城市化进程中必须付出的代价。因为，比起公民的自由迁徙权来，“城市病”是第二位的因素。
挤压城市人口就业机会也一样。农民进城会加剧城市就业的竞争，但我们不能以此来限制农村劳动力进城，不能仅仅为了保护城市居民的利益，就束缚农民的迁徙自由、牺牲农民利益。
类似上述的错误认识，我们需要清理。户籍制度改革，牵涉到自由迁徙的基本人权。从历史发展的长河来看，我国自古以来直到建国前，都一直没有城乡分割的二元户籍管理制度，建国后直到1958年，也一度实行自由迁徙，历史已经证明，并没有因户籍制度而造成什么大乱子。从国际范围来看，全世界仅仅只有中国、朝鲜和贝宁三个国家实行严格的户籍制度，世界上其他国家和地区都普遍实行居住和迁徙自由，也没有因自由迁徙而引发什么乱子。即使从目前一些对户籍制度改革力度比较大的地方来看，问题远没有预想的严重。
城市需要建设，就要有足够多的廉价劳动力，因此也就需要市场化的劳动力的流动。但是，像任何一个经济主体一样，如果这一目标可以在成本很低的条件下得以实现，那么它将毫不犹豫地压低成本，将劳动力的流动控制在一定的幅度内。而户籍制度为城市的这种简化行为，提供了合法性根据。有了这一制度，城市管理者既能得到足够的廉价劳动力，又不需要为此支付势将减损城市利益群体的当前福利，何乐而不为？改革以来，户籍制度改革缓慢的真正原因，就在于此。
所以，无论从制度的效率，还是从公平度来看，适应计划经济要求的户籍制度与现代的社会发展已显得格格不入。我们没有任何理由再拖延下去。尽管改革需要考虑实际困难，稳妥推进，但不能允许借口困难而不改革。无论从历史还是现实来看，越早取消户籍限制越好，天塌不下来。
邓聿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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