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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报首席评论员 鲁宁
在10月30日结束的“上海市市长国际企业家咨询会议”上，韩正市长的主旨讲话披露出一则重要信息：“上海要从工商城市向经济中心城市转变。”上海明确地提出城市未来发展的战略定位，也是对以往城市发展定位合理、得当、必要的丰富和完善。
讨论上海的城市发展定位，先要立足上海，又得跳出上海，站在整个中国发展乃至中国与世界进一步融合的高度上展开。建立于以往对上海城市发展定位的关注与认识，我们以为，向“经济中心城市转变”的定位是一个求真务实的城市发展定位，既与上海在新形势下谋求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相吻合，又与长三角、周边省(区)直至整个国家对上海承担和发挥经济龙头作用的期待高度契合。
可以这么说，“经济中心城市”定位的清晰化，是上海决策层和社会各界，建立于长期改革开放和经济结构、城市功能调整实践基础上的主客观认知。如果上述判断无误，我们相信，积极推进这种转变的努力，将在上海本地的“十一五”规划中有相应的体现和可供实际操作的内容。
1990年以后，浦东开发开放始终是上海发展的一个重要引擎和抓手。今年7月，国务院常务会议原则批准“浦东综合配套改革试点方案”，意味着浦东将在“十一五”期间，由以往的基础开发、功能开发、经济开发迈步综合体制改革试验，以期在体制创新、提升城市综合功能、统领上海城乡发展中实现更多责任担当。
按现有经济结构分布，严格意义上说，上海还只是一个国内体量最大的工商城市。从经济中心城市的浅层定义出发，上海目前最显著的短腿是现代服务业的发育尚不充分。现代意义上的“工”与“商”，既有互存、互依、互动的特征，亦不能脱离“商”因“工”而兴的传承规律。因此，以科教兴市主战略为纲，以先进制造业和高科技产业为抓手，继而提升上海制造业总体水平的既有发展思路，决不能因为重点发展现代服务业之“商”而有所松懈，否则，现代服务业将继续缺乏“工”的基础支撑。
一段时间以来，上海建设“四个中心”的战略构架不断得以强化，为此所作努力也有目共睹。在“四个中心”中，“经济中心”居首，贸易、金融、航运等其他三个中心则是前者的体现和组成。必须清晰认知的是，“经济中心城市”概念与“四个中心”的提法，不是前者于后者的标新立异，而是前者对后者的高度包容。进一步看，向“经济中心城市转变”决不能理解为上海发展战略的转型与更替，而是理性的延续和深化。这一点对统一上海各界意志、形成“转变”合力尤显关键。
按照国际判断标准，所谓“经济中心城市”及具体到“四个中心”之考量，不能简单理解为致力于相应的场所、基础设施配套等功能性硬件建设，而更得体现于信息流、资金流、贸易流、人才流等主要市场要素的“自由集聚”和合理配置，从而最大程度地发挥出对区域、对国家经济发展的辐射、带动和服务功能。“十一五”期间，我们对上海继续致力于城市功能性硬件建设的热情和力度毫不怀疑。问题在于如何整合已建或即将建成的功能性硬件资源，致使其在推进“经济中心城市”过程中发挥最大效益。
考察上海近代以来的发展史，有个现象并带规律性，这就是不同时期，只要坚持开放，就不乏海内外资本和人才对上海趋之若鹜，这是由历史形成的上海发展条件、文化生态和地理区位优势等共同决定的。需要正视的是，上海是在体制障碍仍然大量存在，城市经济社会结构处于转型阵痛的历史条件下提出构建经济中心城市的，这就决定着相同人均GDP条件下，国外经济中心城市建设的做法上海无法直接拿来借鉴。换句话说，上海要在尽可能短的时间段内实现城市发展的战略构想，务必两手都要硬：一手抓开放拉动发展；另一手抓改革促进开放。而抓改革促开放，首当其冲在于放松市场管制、加快政府职能转型。我们希望“十一五”期间，上海当就此有个大的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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