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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周刊》评论员
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历史任务，并把建设新农村作为“十一五”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主要目标。那么，这个“新农村”到底新在哪里，应该新在哪里？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的农村经历了以人民公社运动为重要内容的一个新变化；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的改革开放后，又经历了一场以“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核心的新变化。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从字面上似乎没有太多的新意，但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入关键时期，改革开放进入攻坚阶段，将此提高到国家战略的高度，则蕴涵了太多新的意义。
50多年来，我国农村大致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是计划经济体制时期。建国以后,一个以户籍制度为核心的城乡二元社会结构逐步建立起来。第二阶段是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渡时期。但在社会转型过程中，由于思想观念和制度建设的相对滞后，使农民逐渐演变为改革成本的主要承担者和利益受损的弱势阶层。第三阶段是统筹城乡发展阶段。党的十六大明确提出了统筹城乡发展的重大战略。一个以人为本，注重公平、统筹发展的执政理念开始得到广泛的认同，新的农村管理体制的改革也呼之欲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具备了成熟的历史条件。
一个不能不引起深思的事实是，我们的载人飞船都飞上了外空，我们的一些农民都用上了手机，但我们的粮食反而成了问题，还要大量依赖进口，我们农业的整体状况还处于原始落后的状态。相对而言，“农民最苦、农村最穷、农业最落后”的老问题并没有根本解决。
从“一五”到“十五”计划，不乏对三农问题的重视，甚至多年成为中央一号文件，但到今天，三农问题不仅依然没有解决，还有被边缘化的危险，甚至可以说已成为改革进一步推进的阻力，社会矛盾激化的焦点。其中重要原因在于，一没有很好地将对三农问题的政策性重视变现为实践性的“重实”，二是没有将三农问题三者合一，而是无意间搞成了“三农演义”，尤其是把农民放在了最后。
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目标要求是：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从社会文明建设看，“生产发展”和“生活宽裕”是要建设物质文明，前者是建设新农村必要的物质基础，后者是建设新农村的具体体现；“乡风文明”是要建设精神文明，这是建设新农村的灵魂；“村容整洁”是要建设生态文明，这是建设新农村的重要条件；“管理民主”是要建设政治文明，这是建设新农村的政治保证。可以说，这是从统筹建设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生态文明和政治文明和谐农村的高度概括。新农村的“新”也正是新在这里。
但仔细分析上述目标，要建设好新农村，出发点和落脚点仍要归于“新农民”的培养上。一个显而易见的道理是，没有农民，何来农村，更何来农业？农民是农业的劳动者，是农村的建设者，是三农问题核心。如果说三农问题是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农民问题就应是三农问题的重中之重。这也是以人为本的新的执政理念在三农问题上的应然之义。
新中国的成立，有赖于发动农民的力量；新时期的改革，是农民最先的创造；新农村的建设，更要注重对农民的教育和培训上。这个教育和培训，不单单是仅停留在知识和技术层面上，而是要从农民作为人的需要上来进行关注。这不是简单的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就能完成的，更不是简单的城镇化，而是要在尊重农民的基础上，尊重我国农村的集体现实，大力建设公共事业，在保障农民基本权益的前提下，营造一个逐渐打破二元结构的社会环境，一个公平竞争的制度环境，使农民有更多更平等的机会参与社会进步和分享改革成果。惟此，新农民才会出现，新农村才会建成。新农村也恰恰应该新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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