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储蓄率敢降吗

　　作者：傅勇 来源：中国经营报

　　在10月18日晚间的“中国资本市场论坛”作主旨发言时，周小川指出，近几年来，中国居民储蓄率以每年0.5个百分点的速度上升，进而表示不希望居民储蓄率继续提升，否则将可能外溢到其他国家，成为其他国家的发展资金。国际投行雷曼兄弟人士发现：亚洲国家中，日本是高储蓄率的国家之一，但在过去的30～40年里，最高的年份高储蓄率也才40%， 而中国达到了46%。除此之外，对中国高储蓄抱有担心态度的还大有人在。

　　我们真的储蓄得太多了吗？从数字来看或许是这样。

　　可是，如果中国的储蓄率一旦大幅降下来，后果可能更加令人担心。要分析这个问题，我们需要一点儿宏观经济学的基础知识。从国民收入衡等式的角度来看，假如只考虑家庭和企业这两个部门，那么储蓄应该与投资大致相等；其次，如果加入贸易部门，储蓄就等于投资加上净出口。

　　首先，就第一种情况而言，中国的高储蓄同高投资显然是相匹配的。中国社科院近日出炉的《2005中国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秋季报告》预测，由于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速度持续明显快于GDP增长，致使2005年总投资占到GDP总值的55%，接近60%的水平。

　　这样看来，中国的储蓄率虽然惊人，但投资率更加“骇人听闻”。而就目前而言，在经济增长方式实现有效转变之前，这种高投资率对于支撑中国快速的经济增长就有着关键意义；在某种程度上说，中国增长的任务高于一切，因为，经济增长一旦进入下降通道，一系列重大问题将会接踵而来。可是，如果没有高储蓄率，高投资能够得到保证吗？

　　其次，如果考虑开放经济的情况，我国的高储蓄也可以从日益累积的贸易顺差这里得到解释。目前我们有7690亿美元的

外汇储备，而这种国际收支的不平衡必然会带来内部经济一定程度的失衡，并具体表现为储蓄率的居高不下。因此，从国民收入核算的角度，高储蓄是自然的。并且，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我们宁可看到高储蓄率持续下去。

　　高储蓄本身显然并不是问题，问题在于如何将储蓄转换为有效率的投资。现实地看，当前民营经济基本被排斥正规金融之外。在它的巨大融资需求得到满足之前，我们很难得出储蓄过多的结论。反过来，正是因为储蓄-投资之间有效机制的断裂，银行才有“钱如何花”的尴尬感觉。

　　进一步看，储蓄只是推迟的消费，人们为什么愿意储蓄呢？显然是由于对未来的担心，这种担心在中国社会保障制度不完善的今天得到了加强，而从幼儿园到大学的高额学费是中国家庭储蓄的首要目的。而对于年轻人来说，想要提前消费今后的收入也受到消费信贷市场不完善的限制。

　　此外，还与中国日益严重的收入差距有关。经济学中有一个边际消费倾向递减的规律，意思是，随着人们收入的增加，消费也增加，但是消费增加的比例小于收入增加的比例。这看上去也是符合生活常识的：很难想象，富可敌国的微软总裁比尔·盖茨将他的收入中的60%(相当于460亿美元)用于消费会奢侈糜烂到何种程度！因而，对于基尼系数已过国际警戒线的中国来说，高储蓄率也有一定的必然性。

　　总之，在经济增长模式、投资体制、社会保障体制和分配体制得到改善之前，我们宁可期望一个较高的储蓄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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