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雪峰：林毅夫鼓吹的新农村运动是饮鸠止渴

　　贺雪峰/文 　　

　　由于农村人口基数过于庞大等多种因素，无论从事农业还是外出务工，农民获得收入的增长空间都十分有限，因此在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相对整个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农民收入不能同速增长，农民相对收入水平还有可能进一步下降。

　　在农民增收空间有限的情况下，刺激农民消费，则可能加剧农民对经济贫困的感受。林毅夫试图通过为农民提供更多消费刺激，来拉动中国经济的内需，对于农村来讲，可能类同饮鸠止渴。事实也是如此，一个人对经济贫困的感受，并不只是其收入状况，而是其收入相对于支出的相对值。高于支出的收入就感觉富裕，而低于支出的收入就显得贫困。改革开放以来，普遍出现的“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筷子骂娘”，原因之一即在于此。

　　2003年农村税费改革至取消农业税，国家不仅不再向农民收取农业税费，而且给种粮农民以种子和粮食补贴，恰在2003年，粮价大涨，农民收入有了较大幅度增长。但今年开始，农村重新出现卖粮难，尽管国家保护价是中稻70元/百斤，实际上农民却以62元/百斤将粮食卖给商贩，因为粮站不收粮。

　　与农民增收难相反，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农民支出的压力快速增长。一方面，以广告、时尚为代表的消费文化不断地刺激农民的消费欲望，引起消费需求，另一方面，以教育、医疗为大宗的现代服务，构成了农民支出的巨大压力。农民面对一个高度市场化的社会，以前以劳动和实物完成的交换(比如换工等)，现在不得不以现金来支付。市场经济越发展，消费文化越深入，农民现金支付的压力就越大。

　　农民的支出压力不只是市场经济所造成。以取消农业税后的情况为例，取消农业税，农民获得了较大实惠，但同时，在有一些农村，随着乡村组织的退出，农民不得不自己面对生产生活中的公共事务，不得不通过打井来灌溉水稻作物。其后果就是，农民虽然减少了每亩几十元的税费上缴任务，却不得不增加每亩数百元的灌溉成本。

　　当前农民在生产生活中因为公共品供给不足，而不得不以私人品来替代，从而造成生产生活中的高成本的情况，十分普遍和严重。农村税费改革以后，中央补贴农民的思路恰又是直补到户，不能解决农村公共品供给不足的问题。因此，新农村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要找到有效的供给公共品的路子，来为农民提供廉价公共品，减少农民生产生活中的支出。

　　在农民增收空间有限，而支出压力不断加大时，为农民提供廉价的公共品，是减少农民支出增加农民收入的重要途径。董磊明称之为“增收、减负”以外的第三条解决农民问题的“减支”思路，农村公共品指构成农民生产生活必不可少基础的物品，可以诸如水电路、调解、民风、村容等等。甚至可以将村组干部作为农村的公共品，因为村组干部是农村熟人社会的一员，他们具有强有力的调解村庄纠纷，维系村庄团结的功能，当然，村庄又需要通过民主的办法来对村组干部进行约束。

　　在农民增收空间有限的情况下，缓解中国三农问题的根本办法，除以公共品建设来降低农民生产生活中的支出成本这一措施以外，更加根本的办法则是要适应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农民收入增长速度会慢于国民经济发展速度这一现实。也就是说，一方面，农民收入不能快速增长，一方面，国家必须通过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来让九亿农民感到满意。或者说，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根本任务，是要建设一种“低消费、高福利”的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生活方式。

　　所谓“低消费”，就是讲求节俭，鼓励“新三年旧三年”，反对铺张浪费，尤其反对以金钱来衡量人生价值的生活方式。所谓“高福利”，就是人们感到生活满意，有意义，有体面和尊严的生活方式。“低消费、高福利”的典型，如以扩大村庄内的公共交往，让村庄成为村民自己生活的舞台，让村民在自己生活的舞台上表演生活中的悲喜剧，并因此体味人生的价值。让村民生活在村庄过去以来的历史之中，有根。让村民对未来充满信心，有预期。让村庄有文化，有舆论，有道德压力，有生活感。让村民在相互交往中体味人生，不只是外在的经济收入而且有村庄内部的评价。村民不是在家中独自观看电视上小资们不知所云的调情，而且在生活中，在相互交往中，在公共空间中，体味着生活中的酸甜苦辣。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核心，就是将村庄建设成为一个文化生产场所，从而提高村民的福利感受。

　　举个例，温铁军总结他所主持的乡村建设经验时认为“文化建设收效最高”，笔者所在的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自2003年以来，在湖北荆门和湖北洪湖4个村庄进行老年人协会建设，我们以每个老年人每天5分钱来计算投入给老年人协会的活动经费，结果4个老年人协会都建设得很好。有了老年人协会，老年人就有了自己的家，他们在协会见面聊天，表演文艺节目等。也因为有了老年人协会，老年人的生活有了意义，他们感到“心情舒畅了”，“时间过得快了”。仅仅为每个老年人每天投入5分钱，就可以让老年人一天心情舒畅，老年人的心情舒畅，又给中青年人以未来的希望，这恐怕是全世界最有效益的投资，虽然不能被国民生产总值所统计，却为农民提供了实实在在的福利。

　　沿着“低消费、高福利”的思路向前走，则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办法实在很多。而林毅夫试图以调动农民消费欲望来解决中国过剩制造业生产能力的思路，就显得不合时宜，虽然林毅夫提出增加中央对农村水电路投入的建议不错。林毅夫思路存在的最大问题，不只是将农村作为的消化过剩生产能力的工具，从而加剧了农民收入与支出的矛盾，而且中国低端的利润很少的庞大制造业的过剩生产能力，即使被农民拼命消化了一点，这个过剩生产能力又会进一步地被刺激起来，一直无有穷期，而农民的收入增长空间又十分地有限。如此下来，是作为中国现代化稳定器和蓄水池的农村，被建设得越来越不稳定，越来越不能为农民提供高福利，越来越让农民无根，无处可去了。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大有文章可做。笔者以为，在中国有9亿农民、农民收入不可能持续增长的现实下面，惟一稳健的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方向是沿着“低消费、高福利”的思路开辟道路。

　　(作者系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教授)

　　更多精彩评论，更多传媒视点，更多传媒人风采，尽在新浪财经新评谈栏目，欢迎访问新浪财经新评谈栏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