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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国川
丁学良教授对中国经济学家的批评毫不留情，他所说的话肯定会在学界引起轩然大波，招致某些学者的反唇相讥甚至“围剿”。这让人想起郎咸平。当初郎先生不就是在大陆陷入重围吗？不过，最终的事实证明了郎先生的预言，而那些“围剿”郎咸平先生的经济学家们却“集体失语”。丁学良教授对大陆经济学家的批评最后会怎样呢？其实根本不必去做
什么冒险的预言，因为丁学良教授的批评不过像《皇帝的新装》里的小男孩，说出了一个真相而已！
法国著名经济学家让·梯若尔曾经说：“好的经济学家忙于教学和研究，所以没有时间面对大众媒体，差的经济学家反而做这些事情”。“一个好的经济学家必须审慎地对待研究，必须保持谦虚”。揆诸国内经济学界，“好的经济学家”确实少之又少。不过，更值得我们深思的是，为什么总是香港的教授做《皇帝的新装》里那个勇敢的“小男孩”呢？
上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经济学成为“显学”，它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经济学家也在这个环境里迅速走红。遗憾的是，各种正常的学术批评却没有建立起来，反而形成了一种互相吹拍的氛围。你给我戴高帽，我赠你以桂冠，鲜有批评之声。即使有批评，也是炒作，个人利益极大地改变了批评应有的本质。因此，一方面严肃的批评严重缺失，另一方面吹捧的文章泛滥。几乎无人不“著名”，无人不成“家”。当帽子满天飞的时候，帽子的含金量不问可知。
这种学风不但让某些经济学家忘乎所以，更使得中国的经济学作为一门科学缺乏独创性，往往是照抄西方学说，拾人牙慧。正如丁学良教授所指出的，“中国的经济学还远远没有走到经济科学的门口来，经济学在中国还没有成为真正的科学，严肃的学科一般不可能是闹哄哄的”。
总是香港的教授做那个勇敢的“小男孩”，不但是大陆学界的悲哀，更是大陆学人的悲哀。
在西方经济学最先进、最发达的国家，经济学并不是一个公共的学科，而是一门专业性极强的科学。中国经济学要真正健康成长，首先要把经济学当作一门科学来对待，而不能把它当作个人发财、出名和当官的路子。同时，我们也需要更多的学者做那个勇敢的“小男孩”，建立良好的学术批评环境。惟有此，中国“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学家”才会越来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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