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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军
早在2004年12月8日，在海牙举行第七次中欧峰会时，中国与欧盟的会谈中便已经涉及到中欧之间进行社会保障的合作问题。当时欧盟承诺将通过社会保障改革合作计划投资2000万欧元，帮助中国建立可持续的社会保障体系。到今年9月北京第8次中欧峰会时，关于劳动与社会保障的备忘录正式出台。
在社会保障体系方面，有一个欧洲模式，也叫“国家福利型”或“社会民主式”。此种类型最早起源于英国(二战前就被称为“福利国家”)，后来传到北欧，以及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等国，瑞典是这种类型的最突出代表。主要特点是社会保障内容庞大，覆盖面广，保障水平高。如瑞典的社会保障覆盖了在瑞典居住的所有人(不论其是否具有瑞典国籍，不论其是否就业，只要居住达到一定年限，均可享受)。政府通过课征高累进税，向全体居民提供“从摇篮到坟墓”的一切社会保障。欧洲模式强调公民平等，把为全民谋福利看作是社会集体的责任，认为只要有公民权，就有权享受社会保障。
值得注意的是，在承诺向中国提供社会保障改革支援的欧盟，刚刚面临欧盟急速扩大之后社会保障政策的一个民主选择风暴：到底是选择传统的更强调社会保障的所谓“社会欧盟”(a social EU)，还是一个更加追求自由贸易和全球竞争的“市场欧盟”(a market EU)？而第8次北京峰会，更为现实的议题则是关于中国纺织品能否继续顺利进入欧盟的协议。这仅仅是中国与欧盟双边贸易摩擦的前奏曲。即使欧盟政府愿意与中国扩大贸易关系，但是他们还不得不面对欧洲社会对于社会保障的传统需求，他们的一个直接联想就是中国不存在有效的社会保障制度，包括工资在内的劳动者的各种社会权益受到不正当的压制，并将之看成是工业产品能够保持低价竞争力的主要原因。
如果从社会保障制度的宏观角度看，社会保障制度的确与产品竞争力存在密切的正比例关系。然而，仅仅从贸易摩擦的角度看待今后中国实施社会保障制度的必要性未免过于短视，因为中国自身已经到了建立社会保障体系，以保持稳定健康持续的市场经济发展的重要时刻。
中国要借鉴社保的欧洲模式，除了与欧洲扩大贸易的外部要求外，还有就是内部自身的要求。这些年来，尤其是上世纪90年代后期以降，发展权日益被放在首位，并且呈现出一小部分人的发展权优先得到保障的趋势。巨大的贫富差距和地域发展的不均衡，由教育和医疗产业化所引发的一系列严重的社会不公正问题，以及其他诸多不正常现象均向我们表明：欲解决或者至少改善这些将可能严重影响社会稳定的发展问题，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今后中国能否为实现社会正义建构一个尽可能公正的社会保障制度。
中国原有社会保障模式显然需要重新洗牌。欧洲各国虽然社会保障政策的程度不同，内容方式也各有千秋，但是与美日相比，其福利程度之高，一直位居世界之首。借鉴欧洲模式，可以做到让占据着巨大社会财富的富裕阶层尽到纳税义务，而且能够把宝贵的财政支出用在国家建设最需要的地方，包括广大农村子女的教育以及医疗等。
作者系日本一桥大学宪法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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