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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2”大限过后，许多“红顶煤商”纷纷撤股。据国家安监总局24日透露，全国20个产煤省份目前已有3200多名国家干部和国企负责人退股。这应该说是一件大快人心的事情！但是，笔者此间却留意到这样一个信息：在撤股官员中，不少官员撤出了远超其正常投资能力上百倍的股金，而有关部门却“一视同仁”，鲜有下文，这恐怕有违民意和法律意志。
不妨来看两则消息：辽宁省阜新市共清理和纠正“红顶煤商”和“参煤”国企负责
人各一人，撤出股金705万元，其中，现任清河门区区长助理李树林一人撤资700万元(10月26日《华商晨报》)。此前，在郑州的撤股官员中，有1名科级干部竟然撤出资金100万元！(10月11日《东方今报》)
对待这类撤股官员，显然应该不同于其他“红顶煤商”，否则，势必会产生一系列不良后果。结合实际情况，笔者以为，有关部门不妨把撤股官员分成三大类，加以区别对待：
第一类是那些在“大限”前主动撤股的官员(持有小额股金)。对待这些官员，有关部门还可以依据“大限”要求，从宽处理或免予追究。但有一点应该做到，那就是把所撤官股登记造册，避免明退暗持或“大限”过后再走“官煤勾结”的老路子。当然，这类官员还必须明白，不追究并不意味着没有责任，而是政府的一种莫大宽恕。
第二类是那些在“大限”日期过后被迫撤股的，这类官员不应免责。“官煤勾结”数次酿造惨案，中央三令五申清理“红顶煤商”，《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也明确禁止公务员从商，可他们一再置若罔闻。直到中央今天铁了心、设“大限”和“逾期就地免职”警告，他们还观望徘徊、一再试探政策底线和政府容忍度，如果他们还有其他“生路”可以选择的话，恐怕他们绝不会“主动”撤股。政令、法规在这些官员心中被当成了什么！对待这一类“不见棺材不掉泪”的官员，法律和政府如果还“免予追究”，法律尊严何在？政令何以畅通？
第三类就是这些撤股资金远超自身投资能力数百倍的官员，决不能放弃审查。试问，一个科级干部、一个区长助理，他们的正当收入能有多少？他们从哪里弄来的100万，甚至是700多万？至少应该给公众一个可信的说法吧？面对国家干部的不明巨额财产，纪检、监察部门于公于私都应当介入调查。从“公”的方面讲，有利于捍卫法律尊严，重塑政府公信力，给公众一个交代；从私的方面讲，也是对这些干部本身的声誉负责，如果他们的巨额财产来路光明，也好还他们一个“清白”之身。
如果有关部门这次执法再度“疲软”，早撤晚撤一个样，明撤暗持一个样，处理方式一个样，那么，只会给这些“红顶商人”带来一个错误信号：只要不突破政策最最底线，干什么事情只要选择“最佳时机”推出，都会无伤大碍，他们会在今后的工作中更加肆无忌惮。而这，于国、于法、于民无疑都是一种巨大的祸患。
(稿源：红网)
(作者：刘克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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