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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钩
黑龙江省近日出台新规定，鼓励党政机关工作人员退休、离岗开展创业，距法定退休年龄不足5年且工作年限满20年的国家干部，经批准可提前退休，从事非公有制经济。(10月22日《北京晨报》)
不管是从发展地方经济，还是从精简政府机构考虑，鼓励公务员离职创业、弃政从商，都是值得支持的。不过，人们也有理由担心：那些为官多年，甚至曾经大权在手的“前官员”，一旦投奔商海，有无可能滥用昔日掌握的公权力资源，以此来谋求不正当的边际收益呢？
这种担心不是多余的。因为在某种现实情势中，一个官员的离职(辞职或者退休)尽管表示他不再据有公权力，但是，“人走茶还热”，其留在官场上的关系资源、个人影响力还是不会很快就“新陈代谢”掉的，换言之，离职官员虽然放弃了正式的权力，却可能还掌握着种种非正式的“隐权力”。那么，谁敢保证这些“隐权力”不会被他们滥用呢？打个比方说，为了拿到一个须行政审批的项目，具有“隐权力”的离岗创业者，会不会动用其个人影响力而绕过正常程序呢？在权力这只“看得见的手”还没有完全退出资源置配机制的情况下，以“隐权力”交易替代公正市场竞争的可能性，更不能被忽视。
目前，正在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批准的《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列举有九种权力腐败形式，其中之一就是所谓“影响力交易”。与贪污、受贿等显性的权力寻租行为相比，“影响力交易”无疑更为隐蔽，因为其行为主体不一定是在职官员。假设某些弃政从商的“前官员”，利用尚可“发挥余热”的“隐权力”资源，获取个人创业上的便利与收益，在我看来，正是一种不折不扣的“影响力交易”。现在政府鼓励官员提早退休、离岗创业，我想，这不能没有一套限制“隐权力”“发挥余热”的机制，用于防止“影响力交易”的产生。否则，一个官员的弃政从商，将意味着他可能会把权力关系“拽”入市场，不但权力的清廉原则被破坏，平等公正的市场竞争法则也将受损。
我国的公务员法规定了严格的公务员离职从业限制，比如公务员辞去公职或者退休的，在若干年限内不得从事与原工作业务直接相关的营利性活动。以我的理解，这相当于给出一个期限，用来稀释离职官员的“隐权力”，从而降低“影响力交易”的权力腐败风险。在政策鼓励下离岗创业的官员，显然不能违反了国家公务员法的相关规定。当然，要让产生“影响力交易”的“隐权力”完全丧失了“用武之地”，关键还在于，实现对正式权力行使的规范与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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