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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人之吴向宏专栏
中共中央十六届五中全会将自主创新由理念提升到运筹层面，作为调整经济结构、转变增长方式的支撑点。为什么说自由金融制度是自主创新的一个重要前提？因为金融体系的一个最重要功能就是把未来的预期收益折现为当前的资金，从而增加当前的资本投入，实际上提高了经济的产出效率。一个人有一片果园，等秋天结果就会卖一大笔钱，但现在春天
他却没钱买化肥、农药。这时，假若连借贷这样的最简单金融活动都没有，这个人就只好眼看着果树病死。金融让人类能够利用明天为今天造福。如果没有金融，人类一切的生产经营活动，其效率都会成百上千倍地退化。
在所有生产经营活动中，技术创新又是最有可能带来巨大未来收益、同时结果最难预测的一种。一旦成功可能意味着巨大的财富和荣耀，但此前往往要几年、几十年的默默耕耘，失败的风险极大。假若一个社会没有强大的金融工具，将很少有人、有企业能承担这样的风险，这个社会的创新活动就会十分不活跃。另一方面，技术创新又是最纷繁复杂的活动，要经历从基础研究直到成果商业化的一个漫长历程，各阶段均有不同特征。所以，适应创新活动的金融工具，也必须是足够复杂、足够多样化的。只有一个充分自由的金融制度，一个自身鼓励创新的金融制度，才有可能孕育出既强大又丰富多样的金融工具来。
1938年夏，两个美国年轻人在自家车库创办了一家公司，把自己发明的新技术做成样品，向外推销，很快收到了订单。凭着订单，他们顺利地向当地银行取得了一笔贷款，用之委托工厂加工产品，实现了第一笔利润。这家公司就是后来名震遐迩的惠普。这个车库也成为美国“硅谷”的诞生地。
假设这个故事发生在今天的中国，情况会如何呢？几乎可以肯定，两位年轻人由于无法提供担保，会被银行拒之门外。一项改变世界的创新，可能会就此被扼杀在摇篮中。其实，不要说像这样由个人创办、几乎没有任何固定资产的创业型公司，就算是已经初具规模的中小企业，都很难获得银行贷款。尽管国家发布了不少扶持中小企业的政策，多项不同的调查都显示，中小企业贷款难仍十分突出。这其中关键的原因就是，除个别试点外，中国银行业仍是国有垄断的。它的经营方针首先倾向于执行国家宏观金融政策，而不是服务于创新企业；它的贷款策略首先倾向于不犯政策错误，而不是鼓励创新精神。2003年的时候，我国曾刮过一阵“民营银行”热。但2004年的宏观调控一来，国有银行的势力又大大扩张。的确，纯国有的银行体制是很有利于政府根据自己的意愿“调控”经济的，但是却极不利于全社会创新活动的活跃。
银行贷款只是问题的冰山一角。在美国，像惠普这样的高科技公司，在成长的不同阶段中，会用到各种不同的金融工具。例如，进入稳定期、建立一定信誉的企业，就可以发放企业债券融资。美国对于债券融资几乎没有任何管制，全美目前有400多万种不同的债券在流通。相比之下，我国目前只有国有企业能发行债券，需层层审批，且债券利率不能超过同期银行基准利率的1.4倍，基本上没有吸引力。
风险投资更是支持企业创新活动的极重要金融机构，这一点国内已经有了深刻认识，也依样学舌，成立了不少风险基金。然而，由于我国金融体制不允许以有限合伙方式存在的非银行金融机构，所谓风险基金并不能从社会上吸收资金，只能是少数几个大户自掏腰包。这种没有融资能力的风险基金，和普通的投资公司有什么区别呢？而且，许多风险基金是政府出钱设立的，支持目标有鲜明的政府导向，很难说符合创新的客观规律。更何况，风险投资在美国的成功，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其金融体系整体的自由、活跃，受益于上下游各种金融机构、工具的支持，例如相对自由的股票市场。而在我国，一个至今不能允许做空机制、不能实现全流通的股市，很难真正体现上市企业的价值，也就很难帮助那些真正有价值的创新企业脱颖而出。
前不久，友人巴曙松和耶鲁的陈志武教授共同倡言“金融技术也是重要的生产力”，认为“中国金融技术滞后的负面影响远大于中国科学技术的落后”。我也以为，中国科技在近代落后，一个原因正是缺少能支持创新活动的国内金融体系。今天，相似的一幕似乎又在重演:一批批国内求资无门的中国新技术创业者，围着国外风险投资商的门口转。那些成功的国内高科技企业，许多正是依靠国外的风险投资起家，而后又纷纷到海外上市。倘若中国的高技术产业体系依赖于海外金融体系的输血时，那么国内有价值的创新企业也就很难自主成长起来。
(作者系Manatt Jones战略咨询公司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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