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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州一名发廊女苟丽被嫖客杀死，在其遗物中发现了她写给丈夫的116篇深情日记和手折的1000多颗纸心。该事件一经披露，便震撼无数世人，引发议论纷纷。人们在追问如此悲惨事件的成因，《南方都市报》专栏文章中对此的总结是：“生于贫困，迫于出卖”。文章议论道：卖淫等谋生手段“绝不是一个普通人最初的爱好，而是在试过了所有其他路径都被堵死之后的无奈抉择”。
不仅是苟丽，联想到更多曾被披露的卖淫女的人生悲剧，如此总结虽然极其沉重，然而也要承认确实有着现实的准确性。正如所说的那样，在一个商业社会中，每个人都必须要出卖一些东西才能交换到自己的生存。但苟丽们有什么可出卖的呢———劳动力不值钱，想出卖知识也没有。于是到最后“只能靠出卖自己的肉体和人格为生”。然而，对这一总结也有不同声音，《中国青年报》10月21日“冰点时评”认为，“不要把弱势者的悲剧全归咎于社会”。作者在文中反复强调：“景况和苟丽相似的底层女性何止千万，她们中的大多数可以依靠勤劳与汗水度日，在坚忍中保持尊严，苟丽为什么不能？”“假如苟丽不那么急功近利，恪守传统女性道德观，是否可以远离悲剧？”
每个人都有追求自己所想要的生活的权利———哪怕其追求“很不现实”。当然，如果其追求的过程中采取了不正当的手段，比如违法乱纪，比如道德堕落，那么就当为此受到惩罚或谴责。然而，手段尽管可以被限制，追求的权利却不能被干涉。但是“冰点”文章中所表达的意思，却是颇有怪罪苟丽为何不“安贫乐道”之意。其字里行间隐约透出八个字：“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甚至，还有一种“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的潜在表达。如此逻辑，不仅太过冷酷，显然对弱者的权利更是有失尊重。
的确，如果苟丽们能够甘心终老于某个不为人知的小山村，想来她就不会发生这样的悲剧———但是，哀莫大于心死，如果她连追求的欲望也不曾有，那又何尝不是另一意义上的悲剧？
作者还反问道：“弱势群体的悲剧，个人真的就没有可检讨之处？……把所有的责任都推给社会是件很容易的事，但这样做有什么意义？”———的确如此，不能将“社会原因”当成筐，将发生的任何问题都归咎于此，在多数情况下的确都于事无补。但是，恰恰在性从业者的问题上不是如此。当前，如果我们不讳疾忌医，不“鸵鸟政策”，那么就应该承认，这个问题已经是非常严重的社会问题。全国各地大江南北，虽然天天都在打击这一丑恶的社会现象，然而却无法阻止这一现象愈演愈烈。在这样的情况下，将卖淫现象泛滥归责于每位性从业者个人，是讲不通的。
每个人的道德堕落都是可耻的，每个人的违法行为都是应受惩处的。卖淫也罢，偷抢也罢，无论是谁只要做了这样的事，都要为其行为付出代价。但是，这决不代表社会只需以“法律目光”审视、以“法律手腕”对付此等人群即可。在惩处、批评这些人的同时，我们的内心必须要有“物伤其类”的悲悯之感。持有话语权的人们有必要反躬自问：他们的作奸犯科道德堕落，果真只与他们个人的品德有关吗？“人人生而平等”，摆脱贫困追求富足是天赋人权，当一些人被“社会原因”堵塞了发展路径，导致付出再多的努力也无法改变自身的命运，在这样的情况下，“社会”难道不应该有负罪感吗？
所以，虽然不能把弱势者的悲剧全部都归咎于社会，但社会更不能对弱势者的悲剧产生麻痹心态。“社会”应时时保持清醒的反省姿态。有经济学家曾如是写道：“一个富人越来越富、穷人仍然很穷的社会，不可能是一个可持续的社会。只要穷人还抱有他们将分有新财富这一现实希望，他们就会忍受贫困并为整个社会的利益而努力工作。但是，他们会接受一代又一代人之持续的贫困吗？”———是论，希望那些自以为与弱势者悲剧相距甚远的精英们深思。
郭之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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