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听狗的叫声 就知道国有资产原本就是私人的

　　□言扬

　　秘鲁著名思想家德·索托在其《资本的秘密》一书中，讲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故事。

　　他受邀到印尼参加一个关于资产所有权的研讨会。会议期间，他来到巴厘岛——这 个世界上最美的地方的稻田里散步。他注意到每当他穿过一个农场走进另一个农场时，都有不同的狗在叫，这些不同的狗守护着它们主人的田产。外人不知道这个地方的田产边界，但是狗知道，它们很清楚主人控制着哪一块地产。

　　他讲这个故事是要告诉印尼的官员们，要建立正规的土地所有权制度，需要倾听狗的叫声。

　　政府部门要确立一种资产的合法所有权，有时候并不像想象的这么简单，尤其在转型国家和广大的乡村更是如此。

　　在乡村，人们祖祖辈辈在一个地方生活，他们自己有一套确立财产关系的习惯、风俗，这种习惯、风俗未必形成一种文字性的表述，因此外人在短时间内难以理解，但当地的人都严格遵从着。它其实被认为是一种社会契约，一种“民俗的法律”，能从“狗叫声”中辨别出来。

　　中国在转型的过程中，公产、私产互相掺杂，经济成分无比复杂。有的企业是直接利用国家的资本发展起来的，但企业的发展壮大主要得力于几个主要的企业创始人；有的企业完全是由个人投入资金，但是由于当时法律不允许私人企业存在，只得挂靠公有制单位，即所谓红帽子企业。有的企业是私人投资政府扶持。

　　要搞清楚这些企业的资产所有权，给贡献不同的人以不同的报酬，时过境迁，似乎很难厘定清楚。如果按照现行的正规法律体系，很多个人对企业的所有权可能是不合法的，但根据这个企业的发展历史，按照企业在当地发生的契约关系，个人对企业资产的所有权具备足够的合法性。

　　在中国乡村，个人为了某种需要进行集资是民间习惯认可的，借款人之间根据乡村惯例订立借款的利率，在当地风俗中并不违法。同时，中国民间也一直有借高利贷的传统，个人在急需资金时跟邻居借高利贷是很正常的，借贷双方接受，当地人也都认同。

　　个人集资和借高利贷都是中国上千年的民间金融形式，它们对于民间资金的融通，在短时间内创造某一些人必需的资本，对地方经济起了很重要的作用。但是，中国现在的金融法规规定，个人集资和高利贷都是违法的。

　　显然，正规的法律体系与民间规则并不融洽。该如何对待这两种不同的规范呢？如果不能把民间订立的社会契约纳入正规的法律体系，大量的不合法资产就会隐藏起来，就不会广泛地参与交易，将大大减少资产变成资本的机会，长此以往，经济增长将难以为继。

　　中国正在转向一个可以拥有私有财产的国家，确立私产合法非常关键。德·索托说：“在今天的西方国家占主导地位的法律并非来自——政府的正式法律全书。它是诞生于现实世界中的活生生的产物；早在它进入专业律师手中的时候，它是先由小人物们制定的。人们必须先发现法律，然后才能将其系统化。”法律条文不能是法律专家在宽敞的办公室里研究和制定出来的。它要从现实生活中去发现，就像从狗的叫声之中发现地产边界一样。

　　法律跟民间惯例相悖不是好事，因为这种相悖会导致民间明里暗里的抵制，造成法不责众的局面。民间已有的风俗和契约如果不能得到认可，那么资产的效用就表达不出来。

　　从西方的经验来看，他们先是“倾听狗的声音”，了解民间的社会契约的具体情况，找到和正规法律对接的地方，把不合法的民间契约纳入正规的法律体系。而不合法资产一旦纳入有强大约束力的法律体系，这些资产便获得了普遍交易的可能，就可以不受地方局限进入全国的市场交易系统，畅通地创造出经济发展所需要的资本。

　　今日中国在资产厘定上的困难，导致国企改革难以进行下去，其中的难题在于不能肯定民间习俗和社会契约。在很多情况下，不能倾听狗的叫声，不是去看资产发展的真实历史，而是以远离现实的法律条文来判定这些资产的性质，显然会造成混乱。中国很多企业高管出现“59岁现象”，其原因也在于此。

　　学习发达国家的历史经验，把不合法的民间契约纳入正规法律体系是当前中国厘定资产的要务。在这个过程中，当然会遇到既得利益阶层的反对，但是国家必须认定这条道路，因为它体现“以人为本”的原则。按德·索托的说法“正规所有权制度的最终目标是把资本交给全国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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