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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e Applebaum
“只有当我们能使所有人都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时，我们才能够根除一国内的暴政，并使当权者无法对本国人民的权利施加暴力和侵害行径。”
——引自罗伯特·杰克逊法官在1945年纽伦堡审判中代表控方所做的开场陈述。
多么雄壮的言辞，崇高的目标，宏伟的理念。然而，如果以现代人权和国际法标准衡量的话，当年在纽伦堡审判并处死纳粹领导人的国际军事法庭，实际上却是一场失败：从一开始，审判就明显是一种“胜利者的正义”。英法美苏召集了这一法庭，实际上没有允许任何德国方面或“国际”方面参与。他们将法庭的基本规则称为一部“宪章”，而非“法律”，并以此打发了人们对法庭合法性提出的疑问。只有20个人被列在被告名单上，是远远不完整的。
而正当萨达姆·侯赛因的审判即将在巴格达开始之际，探寻纽伦堡被人们认作成功的原因是很有意义的。无论如何，纽伦堡为德国民众和全世界展示了纳粹制度的真实本质。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幸存者和“冲锋队”队员提供了证据。纳粹高层被交叉询问。控方展示了各种文件、集中营被解放后新闻界拍摄的影片、和纳粹党人将自己的暴行录下来的电影。“第三帝国”的故事被完整生动地呈现了出来，留在人们的记忆里，这比什么都重要。
和纽伦堡法庭相比，即将审判萨达姆和他的党羽的伊拉克特别法庭可能更加弱势，更容易被操纵，因为正值伊拉克的武装活动在继续，而且它将由伊拉克人而非外国人组成。从一开始，一部分伊拉克政治家就想利用这一审判的机会来对逊尼派的复兴党人进行政治打击，而另一部分则希望使这桩麻烦事尽快了结，以避免一些逊尼社区遭受袭击。令人费解的是，美军仍然控制着缴获的萨达姆政权文件，依然限制伊拉克人看到这些文件，而且还将对谁可以旁听庭审施加限制。甚至一些参与法庭组建的伊拉克人都在担忧伊拉克法官和检察官的经验不足，一些人私下说，即使萨达姆现在坐在阶下囚的位置上，他们依然对害怕他。
可能出于这一原因，也可能因为一开始就不很支持入侵伊拉克的行动，一向喜欢看到独裁者遭到审判的各个国际人权组织，对于这个法庭倍加苛求。“人权观察”认为法庭的“证据标准不适当”，并担心被告将无法获得合理的辩护。“司法变迁国际中心”指责，姑且不论政治问题，就是很多“法律、执行和程序”问题都还没有得到解决。而对于可能成为最终结果的死刑判决，也有很多宽容的人表达了怨言。
然而，如果法庭能够查明所有事实的真相，如果法官能够让可信服的证人出庭作证，如果法庭发言人能够将他们的调查结果告诉伊拉克人和国际媒体，上述的问题都不足道。法庭首先开始审理的是一起相对较小的事件——1982年在杜杰勒村屠杀140多名什叶派民众，这是一个好兆头：调查者确实有证人，有书面证明文件，而且杜杰勒事件简明易懂，其他的如萨达姆对库尔德人和南部什叶派的种族灭绝行径则比较复杂。审判估计不会加速或政治化，而可能在听讼之后休庭一段时间，等待更多证据的收集。
最终评断这一审判是否成功的将是证据质量和证据能否清晰说明事实，结果是无关紧要的。
如果逊尼派民众知道了他对什叶派和库尔德人做过什么，什叶派和库尔德人也知道了他对逊尼派做过什么，如果伊拉克人开始意识到这一恐怖体制伤害了所有人，如果中东其他民众认识到专制是可以推翻的，审判就达到了目的。衡量这一非同寻常的法庭是否成功的是这些因素，而非国际法的仲裁标准。
(本文系由LATWP授权刊发，本报记者刘波译。本报保留中文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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