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份充满政治特色的施政报告

　　潘洁

　　曾荫权在报名补选特首的时候，在他的职业一栏中填上了“政治家”一词，当时引起了坊间不少的议论。就香港开埠以来，恐怕还没有甚么人愿意，或者胆敢自称是政治家的，虽然无论在代议政治发展前还是发展后，香港从来不缺搞政治的人。昨天，曾荫权用自己的首份施政报告向大家证明，他是个不折不扣的政治家。

　　骤眼看去，施政报告中无处不是弥漫着政治气味，比如——

　　“强政励治取决于领导班子的政治能力。”

　　“作为行政长官，我要求自己是个称职的政治领导者”；“营造一个有利于特区政府有效施政的政治环境和民意氛围。”

　　“为了配合我对政治领导工作的专注，提高制度运作的效率，我授权政务司司长和财政司司长在政策统筹和协调上担当重要角色。”

　　在短短的两段话中，曾荫权提到了五次“政治”。这不能不说是一份充满政治色彩的施政报告了。

　　前特首董建华常常试图避开政治，希望用经济发展来取代政治，或者是化解政治纷争，是以，关于政治两个字，董先生总是比较避忌。董先生任上的七份施政报告，除了二零零三年以外，所有六份施政报告都以经济开头，民生为次，到了最后部分才谈及有关政治或政制的问题，包括行政立法关系，加强管治，政制检讨等等。相反，昨天曾荫权的施政报告一开篇，就大谈提升管治能力，扩大行政会议和策略发展委员会，向区议会放权，加强长官办公室的能力。涉及香港政治资源重新分配的篇幅占了施政报告四分之一的篇幅。

　　曾荫权的政治，是将自己放在不败之地的政治，而不是常人想的“加强行政和立法关系”，或是“加强政党政治”之类的政治。曾荫权说，他要做个政治领导者，他丝毫没有糊弄人的意思。首先，三司十一局的问责制，由于授权给财政司和政务司两位司长担任政策统筹和协调的任务，现在已经变成一个具有等级阶梯的制度。一方面，两位司长间隔了特首与其它局长的关系，特首可以抽身而出，去关注社会大局；一方面特首也加强了自己的超然性，可以加强自己的权威，变成名符其实的仲裁者。这个变动虽然看起来不起眼，但实际上操作起来，相信问责制就不会与董先生时代的问责制一个模样了。

　　曾荫权的第二个举措，是加强特首办公室与社会各政治力量之间的接触，将所有的政治线索和政治资源抓在自己的手上。政治任命的行政长官办公室主任主管立法会、扩大了的行政会议、政治团体、及社会各界的联络；新设的常任秘书长负责内部联络，包括特首办、政务司长办公室、财政司长办公室及各政府部门。如此一来，办公室主任、常任秘书长以及新闻统筹员将把外部联络，内部联络和公关策略变成有机有序，有统一筹划的统一体。这样的特首办公室将具体的政策事务交付出去，而自己则可以眼观八方，胸怀四海了。

　　曾荫权的第三个举措是开放各种参政议政的渠道，吸纳社会有识之士。这个举措相信令许多有志参政者高兴，但让政党忧虑。无他，如果年轻有为之士可以通过加入策略委员会，各种咨询和法定组织，通过应聘新设的问责官员的政务助理，通过晋升区议会一展抱负，那么，参加选举就不是唯一一条问鼎政治，攀升社会阶梯的渠道。换句话说，政党的角色也就不那么重要(如果问责官员依然排除政党人士的话)了，政党在吸纳新血方面恐怕要败在政府的手下了。

　　这个开放渠道给社会年轻有为之士的举措，也与施政报告中放权给区议会的决策，以及即将出台的区议会纳入选举委员会的决策相呼应。这些举措的总和，是要将香港的政治地区化，淡化纯粹理念化的政治(如民主、自由)，将政治变成面包和奶油的政治。这，也是弱化目前聚焦在立法会政治的香港政党的一个高明举措。

　　曾荫权的施政报告的另外两个重要信息，是淡化政制事务局，弱化中央政策组。预计会纳入政党人士的百人策略委员会，将设置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三个专责小组。可以想见，策委会很可能变成公开的政治角力场所，而中央政策组则变成了这个庞然大物的秘书处。在特首办加强了实力，具备自己的班子和策略，中央政策组辅助特首的角色也就变得更为边缘了。而政制事务办公室则在合并了粤港合作统筹小组，四个特区驻内地办事处后，很可能淡出政制事务，变成了“两地联络统筹局”，这，可能也反映了香港政制发展的最后命运。

　　本来，人们对一个继任特首的施政报告没有太大的期望。过渡政府应该是个“守”的政府。但是，曾荫权这份报告却是比想象中更为丰富，更具有自己的特色，特别是政治特色。

　　(作者系香港理工大学中国发展与研究网络研究员)

　　更多精彩评论，更多传媒视点，更多传媒人风采，尽在新浪财经新评谈栏目，欢迎访问新浪财经新评谈栏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