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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我
曲已终，人不散。弦已断，音未绝。身前盛名，身后殊荣，但这并非意味着永久的安慰。“后五四时代”知识分子的代表之一巴金以101岁的高龄辞世，激起了巨大的回响，但是在各种嘈嘈切切当中，巴金的未尽之言仍然等待着回声，巴金的未了之愿仍然等待着完成。
无论是以“一代文宗”加冕，还是用“文学的良心”命名，抑或以“求真者”冠之，这些荣誉当然是巴金所应得之。巴金当年受“五四”之风激荡，1921年发表第一篇文章，从此开始了文学与思考的长旅，而这一旅途一直持续到1999年病重再也无法执笔。巴金的高峰有二，一是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以文学知名，其《激流三部曲》、《爱情三部曲》、《憩园》、《寒夜》等作，长卷漫舒，刻画犹深，这些作品虽然在风格感和文体的自觉方面，文学史论者可谓见仁见智，巴金晚年也对一些文章并不看重，但其所凸显的反对奴役，追求自由的声音在当年引起了巨大的共鸣。
巴金的另外一个高峰是上世纪八十年代的《随想录》，该书以“说真话”统领，语短思深，尤其是经历了文革惨状和思想桎梏，其沉痛之深，其真诚之切，确实异乎寻常，如同海中岛屿，历尽劫波方能上升。该书有一篇文章名为《没有神》，文章不长，却如泣血。“我明明记得我曾经由人变兽，有人告诉我这不过是十年一梦。还会做梦吗？为什么不呢？我的心还在发痛，它还在出血。但是我不要再做梦了。我不会忘记自己是一个人，也下定决心不再变为兽，无论是谁拿着鞭子在我背上鞭打，我也不再进入梦乡。当然我也不再相信梦话。没有神，也就没有兽。大家都是人。”
“说真话”是常识，但是在一个随时制造谎言和神话的年代，说真话既需要勇气，也需要智慧，更需要一个民族的精神发育和政治成熟。说真话不仅需要“免于恐惧的自由”，更需要能够“做什么的自由”。不然，就不能从“不说谎话”走向“说真话”。巴金晚年竭尽全力翻译赫尔芩的《往事与随想》，其实也是一种对话和对照。以赛亚·伯林在《俄国思想家》以其敏锐的道德感受力分析了俄国几位文学巨人的思想，并以丰瞻博识探求了人类悲剧性所在。
因此，“说真话”就不仅是一个有关个体的道德问题，更是一个如何求真并表达真的思想问题。在这个方面，巴金是一个痛定思痛的思考者，还需要同样具有忧患情怀的思想者向深处掘进。巴金晚年遗愿有二，其一为现代文学馆，其二为文革博物馆。前者已经大具规模，后者在一些地方也有尝试，但是还处于开始阶段。在《随想录》中，巴金曾说，“只有牢牢记住文革的人才能制止历史的重演，阻止文革的再来。”
斯人已萎，时间的河流带走了过往的人生。那位成都正通顺街蹦跳的名为李荛棠的孩子，那位在油灯下用毛笔奋笔疾书的少年，那位在巴黎为世界思潮涤荡并取名为“巴金”的年轻人，那位在上海喊出“灭亡”的叛逆者，那位在精神重压下面对“寒夜”的作家，那位在文革中扭曲变形的痛苦灵魂，那位最终以自己的良知喊出“说真话”的耄耋之人，已经远去……就像那颗以他命名的行星，在浩瀚的天空中运行。
“信仰就是愿意信仰”，乌纳穆诺如是说。星云不灭，痛苦的灵魂，也是燃烧的灵魂，在一个肉身越来越沉重的年代，我们仍然需要倾听一个老人对于世界还未完成的吁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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