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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教改革与价格歧视


http://finance.sina.com.cn 2005年10月22日 11:41 21世纪经济报道

  唐学鹏

  伟大的亚当斯密说过,宗教也是个经济人组织(《国富论》)。显然,中世纪的天主教符合这个定义,天主教在中世纪从组织学角度看,已经非常严密成熟。它有完善的天主教教义,并且有一大批人进行市场开发型的教义创新。设立了宗教裁判所,来保持教义深度开发的主导权在自己手里,打击当时在西班牙徘徊的伊斯兰教异教徒。

  谈到中世纪的天主教,就必然要提到新教改革,因为新教改革是世界宗教改革史最具魅力的话题。亚当斯密认为,用国家权力支持的宗教垄断是无效的,他们获得了庞大的租金,但这也给予潜在竞争者进入的机会。(Iannaccone在1991年对斯密的宗教竞争论述进行了模型化)

  在天主教势力最发达的中世纪,由于宗教机构的膨胀和天主教对犹太教和伊斯兰教的防卫和打击,天主教有相当程度上的财务危机。起初,为了对付财务上尴尬,天主教开始了教义创新和产品设计,臭名昭著的赎罪券于是问世。这意味着1215年拉特兰会议颁布的忏悔圣事制度的变味。因为只要罪人坦白,坦白就赋予了坦白者身份、地位和价值。但是,天主教宣称,罪人可以通过交钱的方式更彻底地洗刷罪恶,天堂的门缝也许会因此变得大一点。甚至有些罪恶非钱不能洗刷。

  对于天主教的产品设计家来说,如果要保持宗教核心竞争力,而产品需求者面临的是不一样的效用函数支付预算,比如穷人,他更乐意质量优质(赎罪等级较高)但价格不贵的产品,这些产品对于穷人来说,需求弹性较高,也就是说,如果其他宗教提供更便宜的产品,那么他们转换信仰的可能性则更高。尤其欧洲当时遭受着黑死病的肆虐,对于大自然,主和人心的不可测不确定使得转换原有信仰是件容易事。(当马丁一古脑取消了赎罪券,可知马丁的教义改革吸引力有多大)

  但从赎罪券的价格看,尽管产品成本相同,但出价不同,比如贵族强奸了女人所交的忏悔费要远远高于一个农夫的冲动经济后果。教会所做的,正是价格歧视。

  天主教启蒙级财富创收大师是教皇GREGORY VIII,他主持了发行赎罪券的工作。他粗略地对罪行进行了划分,从某种程度上,这是一次略带保守气质的尝试,他把罪行划分为不可饶恕的罪行和可宽恕的罪行。

  那个时代,杰出的天主教商业设计家层出不穷,他们设计出漂亮精密的价格歧视条文。他们对于罪行与罪行间的货币差别竟然具有效用基数论的先驱般色彩。终于在1501年,也就是教皇HENRY VII主持工作的时候,直到新教皇HENRY VII手上,天主教宏大的价格歧视工程完整奠基。

  梵蒂冈于1512年还对这工程进行了维修和改进。梵蒂冈聘请的是当时最著名的银行家德意志人FUGGARS ,FUGGARS又增加了一些税种,这些税种与穷人无关,都是建立在富裕的高级教士和贵族身上。同时FUGGARS根据市场状况来决定赎罪券设计的走向, “我们需要更多地赚更稳定的常态的犯罪行为的钱。”FUGGARS的智慧拿到21世纪依然令人倾倒,因为他的市场细分观念和消费者模式归类观念正在走俏越演越烈,各类教科书都在声色俱厉地兜售。(PELTZMAN 1976)

  一般来说,实施价格歧视需要两个条件,一个是分割的市场,富人和穷人,老人和孩子,妇女和男人,这些都能作为分割的市场。另一个条件是不能利用分割的市场来套利,如果我可以从老人手中买到半价票(如果我以60%的价格买只有老人才能得到的半价票),那意味着对我进行全价的市场定价策略完完全全地破产,这个价格歧视就崩溃了。

  于是,商业头脑周密的天主教市场分析家们便意识到,施行价格歧视,教会就需要在“收入信息”上进行投资。准确地说,教会需要的是信息,这些人的“罪行”等级以及他们的收入情况。因为只有真实地了解这些宗教安慰性服务品的消费者的真实情况才能有效地实施价格歧视。

  美妙的是,13世纪发起的各项旨在侦探教民隐私的制度创新出台,有力地弥补了获取个人秘密信息机制上的空白。譬如听罪制度就是一个重要的宗教制度安排。一个听力健全的牧师躲在幽秘的门板后面,虔诚的教徒跪拜与前,向牧师和心中的主倾吐内心的声音。他们袒露自己所有的邪恶和秘密,事毕获得内心的平静与喜悦。而牧师用心或者用笔快速记录和勾勒着该教徒的为人和经济走势,获得第一手的罪行等级资料,全面掌握教徒的收入流状况和其他个人信息(偏好)。在那个时候,牧师的地位类似于现在的个人资信机构。

  这可以解释为什么天主教会非常厌恶高利贷。在他们看来,高利贷就等同于不劳而获的“偷窃”。在一般人眼睛,反对高利贷的盘剥无疑隐含着教会道德上的判断,但实际上,我们可以想象:一个教会控制的农业社会,教会和贵族地主分享权力,教会对全社会实行神税和赎罪券的价格歧视,土地越来越集中,佃农阶层变得更加稳定和势单力薄。也就是说,所有的租金通道是酣畅而稳定的。而高利贷行为则明显对教会的租金体制产生干扰,原因在于,高利贷行为鼓励了高风险的利润导向行为,它会促使借贷者的收入分配急剧变化,而这些都对租金体制的价格歧视非常不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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