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农村建设的展开路径

　　本报评论员 南岭

　　“我们的家乡，在希望的田野上。”很多已经进城的人或许都曾经动情的唱过这首老歌。如今，田野在缩小，更多人梦想的家乡已经不再是希望的田野，而是霓虹闪烁的城市。但不可忽视的现实是，农村依然是大多数中国人无法抛弃的家乡。从每年的春运也可以大致看出田野作为家乡的重要地位。但如何让田野再次成为希望的家乡呢？

　　城市话语中的农村

　　以此作为思维的起点，就能更完整地看到新农村建设的图景。当以城市人的口吻提出的“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观念被普遍认可的时候，农村反而容易被当成一个临时的居住地，一个大城市“摊大饼”运动完成前的一个容留所，而不是一个让人安土重迁的家乡。

　　按照城市话语的逻辑，转移农村人到城里来工作是解决农村问题的唯一出路。在这个假设前提下，各种各样的城市化和工业化主张及争议不绝于耳。但这种偏执于一端的单线思路既存在逻辑漏洞，也正在遭受各种现实的挑战。

　　从常识来说，完成分布广泛的数亿农村人口的城市化，绝非一两代人可以实现的目标。既然如此，那么居住在农村的人在完成转移之前是不是就必须要忍受落后的生活方式？在生活环境与城市差距太大的情况下，大多数赚了一点钱，但还不足以支付城市生活成本的人，或许只能选择不顾一切涌向城市，进一步抬高城市的生活成本和降低城里的工资水平。

　　并且经济增长不可避免存在周期性，工业化进程对农村劳动力的消化能力也必须遵守边际递减的规律。在改革26年之后，目前水平的城市们为农村劳动力留下的空间已经不会很大。“

民工荒”或许只是工资涨幅低于通货膨胀时，就业市场一个供给不足的假象而已。

　　这种劳动力转移的巨大压力，也可以从当前的贸易状况中体现出来。初级产品和粗加工产品出口所累积出来的巨大贸易额的背后，就是多年来不断从农村转移出来的劳动力大军。在转移压力不断加大的前提下，对贸易和投资的依赖性难以减低，所谓的产业升级和增长方式转变也就难以实现了。

　　回到农村看农村

　　没有人会反对城市化的合理性，但是并不能由此否定农村将长期作为很多人的家乡的现实。忽略这一点，或许就失去了破解上述农村难题的良机。

　　“我们现在农村人口还占58.2%，即使到2030年，达到人均3000美元的收入，我估计也至少还有30%的中国人将留在农村。”

北京大学的林毅夫教授说。作为一个对中国农村发展问题有着系统研究的经济学家，他一直是新农村运动的坚定倡导者。

　　在其以比较优势理论为中心的经济发展理论中，提倡发展劳动力密集型产业与关于加强农村基础建设，实现农村自来水化、电气化和道路网化的新农村运动主张一直并行不悖。“如果五六亿人没有现代化的生活，我们就不能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林毅夫说。

　　概括起来，新农村运动倡导者的主张就是通过政府投资建设农村的基础生活设施，在改善农村生活环境的同时，扩大农村的有效消费需求，并在建设过程中解决部分农村劳动力就业。

　　除了可以改善农村的生活环境，缩小与城市的差距之外，倡导者们还总结出这一策略的两大特征。一是从投资来看，城市里的基础建设投资基本上都是资本密集型的，而农村里面的投资是劳作力密集型的。在农村进行基础建设投资时，都是用的当地的工人，当地的材料，因此投资能转化成农民的收入。二是基础设施的改善能拉动农村消费需求的快速增长。

　　“买得起马买不起鞍。”林毅夫教授在形容基础设施落后对农村消费的抑制时说。他在1998年时便提出了存量需求的理论来解释这一现象。存量需求是指有需求的愿望，而且有支付的能力，但是由于体制性或者是政策性的原因而无法实现的需求。

　　针对当时通货紧缩的状况，他认为有四块存量需求是：FDI、民营企业的投资、城市白领的消费需求以及农村的消费需求。其中农村的存量需求是最大的一块。据悉，到2004年底，我国70.8%的人以农为生， 58.2%的人还是居住在农村。他认为，限制农村消费的，除了众所周知的收入水平低外，必要的公共基础设施严重不足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以至于农民有了钱就只能盖房，而不是用来消费洗衣机等电器。

　　据统计，由于实施村村通电视、电网改造和同网同价等措施，农村的电器消费量已经迅猛增加。1998年在农村每百户居民彩电、

冰箱、洗衣机等三大件的拥有量分别为32.6、9.3、22.8台；而到2004年，数字依次变为了75.1、 17.8和37.3台。林毅夫认为，这两组数字一方面证明了存量需求理论的合理性，同时也表明农村的消费需求还有巨大的潜力可挖。

　　通往新农村的荆棘

　　新农村运动主张贡献或许就在于把解决农村问题的视野从城市一极拉回到了全国一盘棋的整体局面中来，让农村既可以恢复作为众多人家乡的诗意面目，也可以让其成为释放产能的必要空间，从而推进经济发展进程，为自身的城市化助力。

　　这个产生于本轮经济周期初始时期的主张，在新一次过剩或将来临、劳动力转移形势更加复杂之时，的确有重新提起的必要。不过，在1998年时困扰这一主张的那些客观因素似乎也还存在着。

　　比如，农村公共基础设施投资的财政支持究竟应该来自中央还是地方，双方各自应承担的比例是多少？在现有的管理体制下，如何保证相关财政投入的有效使用？在部分地区基本生产设施建设尚且欠缺资金的情况下，展开新农村运动的可能性又有多大？在农村医疗卫生以及教育投资的需求面前，农村公共基础生活设施建设的意义又有多大？

　　当然，不可能希望一个理论就能解答所有的疑难。只是需要指出的是，这个主张总是在城市生产过剩时显示出其独特的魅力，创造需求在那时总是无比诱人的一个字眼。学者们即便一贯坚持这一主张，但只有在寻找内需的压力很大时，这种主张才会获得足够的关注。无疑，此时的农村，依然是作为城市的附庸而存在的，无论该主张在承认农村作为居住地方面有着多大的改善，问题的本质还是这样。

　　不过，这或许正是工业化进程中农村与城市之间本应形成的正常关系。城市必然是中心和主要的增长动力之源。现在需要承认的是，农村既应是希望的田野、诗意的故乡，又将与城市的未来唇齿相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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