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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王东京
民间有一习俗，叫“赶礼”。谁家要有红白喜事，如男婚女嫁，六十大寿，老人过世，建造新屋，都会请远亲近邻、熟人好友吃顿饭，而吃请的人，则得给主人送上一份礼金。早年文革时期，政府倡导“破四旧”，“赶礼”作为旧风俗，也在被破之列。然尽管如此，赶礼却禁而不止，反而今天还有愈演愈烈之势。
民风民俗，世代相传，早已根深蒂固，要想改变谈何容易。我有位朋友，30多岁，年轻气盛，前年受命到某贫困县当书记，新官上任，头一把火就烧向“赶礼”。本来，减少吃请，移风易俗，无论对请吃的人，还是吃请的人，都少了麻烦，是件好事。可想不到的是，此举却触犯了众怒，遭到多方抵制。事后他对我说，经济改革难，而改革传统习惯，则是难上加难。
民间“赶礼”禁不住，就自有禁不住的理由。从经济学角度看，这必与人们的利益有关。在经济学里，风俗习惯，属于“制度”范畴，而且某种习俗的形成，一定是约束条件下人们追求最大化利益的结果。在中国民间，“赶礼”所以历久不衰，是由于人们融资无门做出一种选择。
得到上面的判断，绝不是我信口开河。30年前，我曾在老家赶过礼。那是我堂叔盖新屋。一天，父亲带我去堂叔家，将一个红包交给堂叔。堂叔清点了里面的钞票，并悉数入账。对此我当时大惑不解，私底下问父亲：为啥吃顿饭要那么多钱？父亲告诉我，那不是饭钱，是送人情。堂叔要盖房，可他钱不够，就得靠亲友筹集。我们现在送钱给他，就等于把钱存进了银行，将来我们建房，堂叔也得送钱给我们。父亲一语道破，原来赶礼的重点，不在吃请，而是融资。
说“赶礼”是为融资，我想大凡赶过礼的人，不会有异议。而问题在于，为何人们缺钱办事，不向银行告贷，而让亲友援手呢？经济学的答案是，赶礼集资肯定比银行贷款更容易，成本更低。是的，过去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中国压根儿就没有银行，后来民国时期有了银行，那也是官督商办，与百姓无干。民间虽有钱庄，却大多都是高利贷，借得出，还不起。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办了银行，可信贷业务还是只对企业，不对个人。俗话说，天无绝人之路，老百姓告贷无门，却又急需用钱，迫不得已，人们只好另辟蹊径，用赶礼的方式靠亲友来筹集了。
其实，银行不肯贷款给个人，还不是赶礼的唯一原因。对平头百姓来说，赶礼集资还有两大优势：一是无需手续。银行贷款，不仅手续繁杂，而且要有抵押、有担保；而赶礼融资，全凭信誉，连借条字据也一概全免，故赶礼明显地要比银行贷款来得方便；二是自主性强。媒体上常有报道，某些不法之徒，恶意从银行骗贷，然后逃之夭夭；还有人从银行贷得资金后，胡花乱造。银行为规避风险，不得不实施监管，要看着你办事，盯着你花钱；而民间赶礼不同，由于赶礼的人，通常都沾亲带故，送的又是小额礼金，若有人赖账，只进不出，来而无往，就会成为孤家寡人。所以赶礼融得的资金怎么使用，没人会管你，打酱油买醋，悉听尊便。
以上优势，用经济学的行话说，就叫节约了成本。因为无论是办理贷款手续的费用，还是监管贷款安全的费用，经济学都统称为交易成本。所以，从融资的交易成本看，赶礼是要胜于贷款的。不过，此推论如果成立，那么人们会问：既然赶礼的成本低于贷款，那为啥企业融资不选择赶礼(内部借债)呢？我的看法是，企业做这种选择，原因还是交易成本。因为当融资额度相对大时，贷款的交易成本反而会低于赶礼。理由很简单，赶礼只适于小额融资，对大额融资，却力有不逮。企业若要筹集大笔资金，除非公开发债。可公开发债，不仅要支付比贷款更高的利息；而且为了博取公众的信任，还要斥巨资推介自己。而这里多支付的利息与推介费用，必然会加大企业的交易成本。所以，不到万不得已，企业是宁愿贷款而不选择发债的。
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在不同的约束条件下，人们追求利益最大化，就会有不同的选择。小额融资，赶礼更合适；大笔借钱，银行贷款更合算。在现行融资体制下，赶礼其实也是民间的一种融资方式。至于某些官员以此敛财，变相受贿，那是违反党纪国法的事，不可与民间赶礼混为一谈，更不能因为官员赶礼出现过腐败，就把婴儿与脏水一起倒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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