苟丽卖淫不是社会所逼 是她自己急功近利

　　N一波(公务员)

　　兰州发廊女苟丽被杀死，警方清理遗物时，发现她写给丈夫的116篇深情日记。“发廊女日记”事件过去有一段时间了，由于《南方周末》近日刊发《发廊女的前世今生》报道，使之再成热点，引发不少人士的“人道情怀”，昨日，我就读到唐昊先生的《生于贫困的人生迫于出卖的年代》，在散发浓郁人性关怀的论述中，苟丽俨然成了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圣 女化身。

　　苟丽之死，值得同情，但面对苟丽卖淫事实，有必要作理性剖析。

　　在《南方周末》报道中，有这样的描述：“苟丽找了份月薪300元工作，陈小林找了份月薪350元工作。夫妻俩算了笔账，一年下来只能落下5000元左右。‘债什么时候才能还完啊？’发愁的苟丽曾经在半夜把陈小林推醒。”

　　夫妻俩月收入650元，这在西部不难维持生活，节省些，还能略有盈余。但苟丽不满足于这种缓慢的财富积累方式，她渴望快速脱贫，于是，开始卖淫。

　　也就是说，苟丽卖淫没了老舍笔下“月牙儿”的被逼为娼的凄惨色彩，更多的是利益计算：苦少吃一些，钱赚得快些容易些。

　　经济起飞时代，每个人都有快速致富的冲动。这无可厚非，关键在于选择什么样的路径，如何把握自己。而苟丽的悲剧，在于她急功近利地选择了一条她根本无法驾驭的灰色途径。

　　也许有人说，苟丽没有文化、资金，除了出卖身体，能干什么？我想说的是，境况和苟丽相似的女性何止千万，大多数人都依靠勤劳度日，在坚忍中保持尊严，苟丽为什么不能？

　　体制不完善与发展不协调，是造成苟丽等弱势者生活艰难的深层原因。于是，有人把所有的责任都推给社会，这实在是件容易的事，但弱势者的悲剧除了社会原因外，个人真的就没有可检讨之处？

　　在为弱势者代言成为时尚的今天，出现了一个值得深思的苗头———为弱势者讳———一说到弱势群体的遭遇，就全部是社会的不对：制度缺失、监管缺位、公德沦丧，等等；至于弱势者本身的缺陷与不足，不是被淡化，就是被遮蔽。

　　这不是真正的人文关怀———弱势者除了物质的帮助，更需要人文素质的提升，懂得在寻求外力救济同时，如何通过自我救济，完善自己、强壮自己、改变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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