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资比例超高难道是无解难题？

　　3　刘黄／文

　　投资与消费对GDP的贡献率出现倒置，从1998年的消费占2／3、投资占1／3，转变为2004年投资增长贡献率上升到67％，而消费增长的贡献率下降到28％。预计2005年还将继续上升。今天，以上这个数字被学者形容为“人类历史上奇迹性的高数字”。这意味着，消费仅仅占到年GDP的不足一半，和消费占绝对比重的国际惯例恰好相反。

　　今年的《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秋季报告》预测：2005年我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占GDP的比例将超过55％，2006年将可能进一步接近60％。

　　笔者记得，早在若干年前，当这个比例还在35％、38％左右时，就已经被学界高度重视，呼吁“已经进入警戒临界点”，连续多年存在的投资增长明显大幅度高于GDP增长，且连年大幅度攀升。同时，投资与消费对GDP的贡献率出现倒置，从1998年的消费占2／3、投资占1／3，转变为2004年投资增长贡献率上

　　升到67％，而消费增长的贡献率下降到28％。预计2005年还将继续上升。今天，以上这个数字被学者形容为“人类历史上奇迹性的高数字”。这意味着，消费仅仅占到年GDP的不足一半，和消费占绝对比重的国际惯例恰好相反。

　　数字反映在生活中，表现的现状是：GDP中可用于分配的部分，或者说，用于居民消费、用于扩大社会保障、用于公共服务的投入相对大幅压缩，一句话：花在改善人民生活水平上的钱的比例逐年变少。

　　高投资率给宏观经济带来的另一个问题是：一方面严重依赖工业，造成高能耗高污染高投入增长模式。一方面影响到新的可持续发展的战略实施；况且，从过去几十年的经验看，投资过度膨胀还是造成宏观经济过热、经济运行发生大幅波动的直接原因。

　　投资过度超高，对经济和社会发展有害无利，为何攀升势头却连年强劲不可遏制？《秋季报告》的执笔者，社科院数量与技术经济所所长汪同三对笔者苦笑道，“本题无解”。

　　并非真的无解，汪所长说的是：其中的原因很复杂，复杂在存在很多非经济因素。

　　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霍夫曼更为坦率地说，是现行的发展模式造成了严重依赖资本的工业部门：“中国的增长更多地依赖工业”。霍夫曼的研究表明，过去20年里，中国的增长来自于由于资本要素参与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非就业增加。霍夫曼说，投资的高度增长使投资在经济增长中占据高比例。20年中，亚洲只有新加坡的投资率超过中国。

　　但是，以研究

中国经济为职业的霍夫曼仍然还是低估了这种依赖。他分析说，在增长模式不变的情况下，保持现在的经济增长速度需要极大的投资量。

　　原国家开发银行行长王大用对此忧心忡忡：投资增长是消费增长的两倍以上，“是不可持续的超高投资率”。这和长期的积极财政拉动直接相关。导致产业结构超度重型化，

能源消耗无法持续。

　　回溯上世纪末至今，与GDP和消费增长相比，我国一直投资增速过快，投资率过高、投资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过大。如果说，在90年代，这种做法还有不得已而为之的因素。近几年来，由于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速度明显快于GDP增长，终于到了超GDP过半的55％，向60％进军的今天。它意味着，不断攀升的投资率，使投资与消费这一基本经济结构关系的矛盾成为十分突出的矛盾，已经到了“必须予以重视”，必须“对宏观收入的分配政策进行调整”的时候了。

　　GDP究竟应该把大量投入放在投资上，还是分配上？这涉及到发展观的内涵。建国几十年，我们一直是重“重”轻“轻”，重积累轻消费，老百姓为支援国家建设勒紧裤腰带。新一届政府明确提出，以人为本的发展思路，“

十一五”更是将城乡居民收入水平和生活质量普遍提高，价格总水平基本稳定，居住、交通、文化、教育、卫生和环境等方面的条件有较大改善作为中国经济建设的基本目标之一。

　　如何落实？

　　解决投资与消费的矛盾，不是简单地压缩投资数量，更是要求各级政府各级官员放弃旧的思维，把执政为民作为为官一任的惟一出发点。在这一观念引领下，中央政府更应该从财政及税收政策上、从制度上、从总体上促进GDP的投资与分配比例向分配倾斜。

　　首先，在当前总体消费受居民收入及其他因素影响，在暂时不能大幅提高的情况下，要发挥财政政策促进总体消费的作用，应考虑将财政政策由以前较多地侧重促进投资功能，转变为更多的侧重到促进消费功能方面来。

　　具体地说，就是实现财政政策功能导向的再次转变：在财政支出上，特别是国债资金的使用上更多地投向农村，更多地投向社会保障，更多的投向社会公益事业，更多地投向转移支付。

　　近日，很多人从社会公平的角度，提出减免税收，提高大部分中低收入人群的收入，的确，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角度，但同时，从宏观经济的角度看，正像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霍夫曼说：中国进入世界经济强国体系，必须要在今后20年保持3％－8％的增长。为此，中国面对着三大问题：其一，如何保持高增长？其二，如何保持可持续增长？其三，如何对增长成果公平分配？

　　王大用在他的研究中进一步提到：改革开放20年来，中国在逐步走向集约型经济。现在却背道而驰，扭转回去了。这和长期的积极财政拉动直接相关。多年的消费拉动政策起不到作用，政策设计上是否有问题？为长期的可持续的发展计，免穷人税，促进消费。这同样是使GDP的分配趋于合理，从而促进国内消费的一大重要措施。

　　随着人们越来越实事求是地看待问题，我们终于意识到，正是多年来的积极财政政策，将GDP总量的大部放在投资中，GDP中用于分配的份额持续压缩，成为宏观经济促进消费难的一大因素。

　　“传统经济、农业经济是向穷人收费的，现在我国已经不是农业经济，财政思维应转向现代思维”，王大用说。

　　（20G1）

　　更多精彩评论，更多传媒视点，更多传媒人风采，尽在新浪财经新评谈栏目，欢迎访问新浪财经新评谈栏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