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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昌斌
乡镇机关人员急剧膨胀，是农民负担居高不下、地方经济负重前行的主要原因之一。正因为如此，“精简乡镇机关人员”的呼声一直很高。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尽管各级政府采取了不少措施，但乡镇机关人员精简的成效并不尽如人意，有的地方甚至出现了“负精简”的现象——人员越减越多，机构越减越臃肿。据10月17日《楚天都市报》报道，湖北省
事业单位超编严重，有一个乡镇财政所，人员多达140多人，快赶上省财政厅了；一个不大的水库，竟有1000多名管理人员……
湖北省事业单位超编严重决非个例。据报道，河南省2100个乡镇总编制数16.21万名，实有人员30.23万人，平均每个乡镇超编66.8人，超编200人以上的乡镇就有60多个，最多一个乡镇居然超编400多人。山东省菏泽市人口832.1万，财政供养人员高达20.38万，平均约40人供养一个吃“公家饭”的人。据统计，全国目前共有4.8万个乡镇政府、80万个村委会和520万个村民小组，全国县及县级以下农民出钱养活的干部(不包括教师)高达1316.2万人，平均每68个农民供养一个县及县级以下干部。与上述数字相对应的是，全国约50%至60%的乡镇入不敷出，全国乡镇累计负债2000多个亿，个别乡镇甚至已经“吃完”了今后五年的财政预算。
这两组数字无疑都是令人吃惊的。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有关专家指出：乡镇机关人员到了非减不可 的地步！可是，为何在一阵又一阵的“雷声”之后，始终没有见到一场真正意义上的“暴风骤雨”，反而增加了天气的“闷热”——乡镇机关人员越减越多了？这个问题的确值得深究。
首先，“编制就是法规”的意识不强。中央三令五声下令乡镇机关精简人员，并下达了编制数字，但一些乡镇领导精于和上级机关“打游击”、“捉迷藏”，表面上合并乡镇，减少机构，但实际上干部一个也没少，甚至越减越多。有的乡镇在精简机关人员时拿出绝招——搞提拔性安排。譬如，这个部门要精简，就将有关人员提拔到另一个部门任副职，有的部门出现四五个甚至七八个副职。这样，编制成了没有刚性的“海面”，可大可小，可伸可缩。
其二，乡镇机关一直是上级机关精简分流的“重灾区”。近年来，在机关精简、消肿过程中几乎出现了一个定律：上级机关的人员分流到下级机关。于是，省级机关人员分流到市级机关，市级机关人员分流到县级机关，县级机关人员分流到乡镇机关，而乡镇机关是最底层的机关，只得“一个大竹筐，什么都往里面装”，最终人员越减越多，机构越减越臃肿。长此以往，必然导致应该由乡镇财政支付的公共投入因财政困难大受到影响，减轻农民负担、构建和谐社会、保持经济快速健康发展也将成为一句空话。
要解决乡镇机关人员“负精简”的问题，必须硬起手腕，多管齐下。俗话说：“这难那难，党员干部带头就不难。”各级要充分利用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的有利时机，大力开展乡镇机关“减肥”行动，号召党员干部尤其是领导干部勇立改革潮头，在利益关系调整面前始终以大局为重，甘于奉献，勇于牺牲，并把这一条作为检验是否实践先进性要求的重要标准，对必须精简的人员，痛下决心，一步分流到位，对“减肥”过程中有可能出现的权钱交易、拉山头、分亲疏等问题要严肃处理，决不姑息。与此同时，各级要严格责任制，做到各负其责，自己的问题自己解决，不上交矛盾，也不下交问题，上级机关的人由上级机关自己来精简，乡镇机关的人就由乡镇机关来精简，决不掺合在一起玩弄花样，自欺欺人。如是，方可能走出乡镇机关人员越减越多的怪圈，地方经济的发展才能加速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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