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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在2005中国北京(望京)海外留学人员创业园推介会上，北京市朝阳区有政府官员宣布了望京创业园将针对“海归”人员推行保姆式服务的政策。其中，诸如对科技含量高、市场前景好的企业给予一次性创业扶持资金最高10万元，到望京创业的“海归”人员子女可任意选择朝阳区教委所属的名校就读，对需要融资的留学人员企业，可提供贷款贴息、融资担保、股权投资等业务，朝阳区政府还将在采购时优先采购留学人员创办的企业的产品等“优惠政策”跃然纸上。(10月18日《新京报》)
从这一系列的政策中，我们很容易解读出一种强烈的“精英本位”：科技含量高、市场前景好的企业本来就是精英者们的天堂与乐园，对他们的扶持更是“锦上添花”；对于普通公众来说难如登天的“名校就读”在“海归”那里如同探囊取物一般稀松平常；本应以竞标方式进行的政府物品采购却预先赋予了“海归”们以优先的特权。所有的这些指向的目标只有一个，那就是让强者更强的“马太效应”。
如果说在一个公平的起点之下，由于自身条件和身处环境的不同，从而造就了精英和普通人从财富到地位到社会声望的差别，这本身是人们无法改变也不应该改变的“社会差别”的话，那么在自由竞争的人才机制确保“社会差别”的效率后，政府所能够做的就是确保底线的公平。毕竟，人类社会之所以有别于动物界，就在于在尊重“优胜劣汰”的自然规律之外，更有一种强烈的人本主义关怀普照着每一个竞争中的“弱者”，比如低保制度，比如社会救助制度等等，都是这种以人为本精神的体现。
对于“精英”而言，社会能够给予他们最好的公平就在于起点公平上，也就是说，为他们预设一个公平的竞争前提，从而让他们在竞争成功之后能够对自身的成功有一种认同感塌实感，而不是相反。这也就是为什么前段时间有媒体披露的，为什么很少有人承认自己是中国发展和改革开放的既得利益者，而且那些实际上的既得利益者也不快乐的真正原因。从这个意义上讲，赋予精英们以“超国民待遇”并不能提高他们的认同感和归属感，进而也无法形成他们回馈社会的精神动力。
不过，虽然缺乏足够的认同感，但对于精英阶层来说也仅仅是停留在精神层次上能否得到满足的问题，对于社会的“弱势群体”而言，他们更多的——当然也是一种迫不得已——要考虑自己的物质需求能否得以实现。在创业的过程中，他们介入更多的是科技含量低、前景肯定不被看好的行业，相比于精英阶层，他们是最需要扶持的群体；在面对高昂的择校费压力时，越来越多的家庭要么走投无路要么难以入学，在大都市里，太多外来务工者的子女不得不选择“能上得起但却不合法”的学校，求学处于“吃了上顿没下顿”的飘摇状态。在这样的背景下，承认“海归”人员的任选名校且不收取任何额外费用的特权，无疑是在弱势群体的伤口上再撒上一把盐。
一个社会，最大的福祉在于能够给予所有人以公平的待遇，当然，这不是不讲效率的“大锅饭”式公平，而是为所有的人预设一个公平的起点，比如统一高考分数线、统一创业条件等等，而不是脱离公平性的要求只为那些“成功人士”提供更为优越的条件。毕竟，在这种社会资源分配的状态下，任何都无法从这种分配中获取真正的利益甚至精神归属感。精英阶层会因为自己的利益获取并非完全来自自己的努力而有一种挫败感，而且有一种更为强烈的危机感，深恐这些利益的获得在某一天会因为利益分配的格局变更而“灰飞烟灭”；而那些“弱势群体”，在自己最基本的权利都难以得到满足的情况下，又被剥夺了一部分至少是自己通过税收等各种手段贡献出来的“用之于全民”的利益，当然会更缺少认同感，甚至同样也滋生抵触和仇视情绪，王斌余案正是这种抵触和仇视情绪一个最好的缩影。
精英本位与社会公平背道而驰，但这并不意味着“弱者本位”就一定具有先验的合理性，而是说我们的社会需要一种关怀所有人的“全民本位”——给予每一个人以为公平的竞争，在这种合理的竞争之后再通过政府的社会福利之手来确保任何一个竞争中的“落败者”不至于被社会所抛弃，或者把他们逼上反社会的绝境，这才是真正的社会公平的题中之义。
(稿源：红网)
(作者：志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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