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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约评论员 邵颖波
二十国集团会议结束了。从G7到G20，具体的议题从减免穷国债务到共同承担世界风险，看上去很美，但其真实的过程却是充满争斗。这一切归根到底是因为国家之间的竞争，资源的稀缺性决定了它们之间的竞争是一种常态。每个国家都想从全球化中得到好处，同时试图将代价转化到别国头上去。
全球化概念出现在20年前，全球化论者一向坚定地将其看成是缩小世界各国间贫富差距的唯一有效通道，但在20年之后，事实表明贫富差距仍在继续扩大，成果只被少数主流国家享用。中国和印度算是发展中国家里少有的运气不错的国家。
这一次，G20会议在中国召开，而中国国内的状况正是世界的一个缩影，它在快速发展，它在致力于解决人们之间的贫富分化，但是贫富分化问题以及种种社会失和的现象并未因发展本身而消失。
在国家层面上谈南北差距问题，人们趋向于依赖“理性人”的假设，相信每个国家都会因为绝对的维护一己利益而必须展开竞争性的合作，相信任何一国都会千万百计地利用自己的优势，相信这种公开竞争最终可以带来共赢的局面。但是这场牌局本身是没有终点的，每个国家每个人能够得到的，都只是过程中感受，虽然有时会有些过程的曼妙，但那不是共赢。
说到底，人在过程中所得到的，不是来自于善意的沟通，不是来自于精英们的理论设计，甚至也不是精英们集体智慧上的妥协，而是基于实力的争斗的结果。实力原本不同，怎么能指望它带来平等的结果呢？
由此来看国内的问题也是一样。为什么有很多人同意税收调节的原理，却不能相信它的实际作用？为什么有人一再呼吁二次分配的基础上还要富人通过大力发展慈善事业进行第三次分配，而在私底下只把这种行为看成是缓解社会矛盾的手段之一？因为事实上税收也好慈善也好，并不是解决贫富分化的根本手段。但充分提供就业则不同，它会尽可能地提高劳动力的价值，因为它的结果是直接增加穷人的实力，而实力才是他们可以加入谈判的资本。
现在我们在各个方面都要谈到均衡问题，但目前最大的不均衡是实力的不均衡。要解决这个问题，就要使穷人有实力通过竞争和谈判的方式获得发展，政府应从根本上为他们创造增加实力的条件。若是财产方面的不平等是一种客观存在的话，那么，政府还应该从一些公民合法权利(如：社会保障、教育等方面)下功夫，除了现实的利益分配以外，必须让更多人得到平等发展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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