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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泓
10月10日，瑞典皇家科学院将2005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托马斯·谢林和罗伯特·奥曼，以表彰“他们通过对博弈论的分析加深了我们对冲突与合作的理解”。
如果这样的解释对大多数人来说仍太过费解，那么同一天国家发改委第17次药品降价
的消息，恰好为博弈论提供了一个生动的“中国案例”。
和先前16次药品降价引来阵阵掌声不同，这一次媒体几乎从一开始就在质疑：“药品降价真能解决看病贵？”
平心而论，这一次药品降价无论从力度还是广度都可圈可点：22种常用药品500多个剂型平均降幅40%，且主要涉及药价虚高的重灾区抗生素类药。然而，先前16次药品降价的覆辙依然清晰———降价初期，许多受限药品纷纷撤柜；过后，这些药品又通过改变剂型、添加成分等重新粉墨登场。何以一个初衷良好的政策却草草收场？政府、医院、药厂、患者之间究竟进行着怎样的博弈？
听听医院的委屈：都说药品的高额回扣进了医院和医生的腰包，可光靠财政拨的那点钱，我怎么引进先进设备？现在到发廊洗个头都要几十元，挂个号才几元钱？你说我喜欢开高价药，可现在农产品滥用抗生素导致患者产生抗药性，一般的抗生素哪里管用？
再看药厂：全国那么多药厂生产几万种药，竞争如此激烈，利润能有多高？药品从生产出来直至病人手上，批发商、药店、医院哪一道不要打点？药价虚高，我得的可是小头。药价一降再降，原材料一涨再涨，这不，今年上半年，医药行业的亏损面还在扩大。
患者似乎永远是药价虚高的受害者。可是，如果医保可以报销，多数人还是希望医生开点好药，总觉得药越贵越好。
博弈论的核心思想是考虑个人、团体、机构之间在决策过程中的相互作用。医药改革作为世界性的难题，相关利益方的关系更是错综复杂，牵一发而动全身。药品连续16次降价未能“大捷”，再一次为决策者提了个醒：要想突破医疗改革的迷局，医保、医院、医药改革“三医联动”箭在弦上。而其核心问题是：在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我们需要一个以人为本的，还是以利为本的医疗体系？
博弈论之所以能够频频获得诺贝尔奖的青睐，也许还在于它揭示了生活的一种常态：结局总在意料之外。如果连续的药品降价果真能使一批“散兵游勇”的药厂退出竞争，从而促进医药产业的集约经营，倒也是意外的收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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