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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巍青 文
截至9月29日，贵州、内蒙古等11省(区)统计的数据，主动登记入股煤矿的政府官员数字已达826人。此前有媒体报道过，在国务院规定的撤资期限的最后一天，即9月22日，内蒙古没有一个官员登记撤资。因此新消息说，内蒙古有100多位官员和国企负责人主动撤资600万元，这就使得撤资问题再次引起公众关注。
不过，有多少官员撤资多少钱，这种消息是典型的“无价值信息”。意思是说，没有任何价值标准可以帮助人们判断，这是好消息还是坏消息，我们应该高兴还是应该生气。该撤资的官员都撤了吗？全额撤资还是部分撤资？是严格管理见效了，还是纯粹作秀？没有任何线索帮助人们解开这些疑问。事情更像是主管部门的一场“名誉保卫战”:撤资规定已经白纸黑字摆在那里，总算是有官员撤资了。但是这样保卫的名誉已经打了折扣。国务院规定的撤资期限是9月22日，而现在的统计又成了“截至9月29日”，那么9月22日这个截止日期还算不算数呢？只怕撤资问题最终还要变成剪不断理还乱的一团乱麻吧。
有多少政策虽经反复强调、层层开会、乃至领导“愤怒指出”之后仍然执行不下去的？又有多少政策在执行中被扭曲、被肢解、被悬空、被拖延的？细数起来恐怕太多了。这说明，政策执行的过程是一个复杂的利益纠缠与多方博弈的过程。
根据博弈论可以知道，博弈的结果取决于博弈各方处于一种什么样的制度安排。制度安排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从根本上决定了各方怎样计算自己的损益。“官方”与“煤方”勾结，一定是觉得勾结比不勾结的利益大。要改变这种利益计算，方法之一是加上另一种制度，比如监督，比如一票否决。这是为了加大勾结的成本，直到被监督者觉得不勾结比勾结的利益大为止。
但是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任何制度都有成本。监督要有效，必须保证对违规者的惩罚不错不漏不空，就是不能错罚，不能漏罚，所有的惩罚必须动真的。这一切都需要成本，比如建立极为周密的监控系统。这样的成本有可能大到连监督者都觉得花不起或不值得的地步。单纯从制度成本来看，结论其实很简单，与其花钱建立这种监督系统，折腾什么官员撤资，不如将这笔钱直接用到矿井下安装瓦斯探头之类。须知，中国煤矿的安全生产欠账巨大，愁的就是没有钱。
小小一个让官员撤资的规定都执行得不伦不类，证明我们在安全生产问题上政策思路错误，制度安排不良，资源浪费巨大。本来矿难是一个并不复杂的生产管理问题，后来变成了腐败问题，后来变成了监督问题，后来变成了危机应对问题，后来变成了撤资问题，后来变成了怎么撤资问题……在越来越严厉的“语词”下，实际上的管理无穷倒退，无限花钱，却离初始问题越来越远。在我们为制度的复杂性焦头烂额争论不休之际，千千万万的矿工天天朝不安全的矿井走下去，时刻冒着矿难和死亡的危险。
让我们重新回到起点，重新回到最简单的解决问题的常识上面来。这就是，为矿井安装必要、足够和先进的安全设施，把历史欠账全部补回。所有的政策必须突出一个简单而清晰的目标，就是增强矿井的安全设备，缺什么补什么。这样做当然也要依靠一种力量和制度安排，而最低成本的力量，就是矿工自己。矿工是天然的安全监督者，他们要安全不是出于道德，而是出于本能。在以往历次矿难中，我们听到官员的声音，矿主的声音，唯独听不到矿工的声音。在安全生产这个复杂的利益纠结中，所有的利益相关者都用自己的硬权力或软权力说话，只有矿工无法说话。他们只能用死亡数字说话，用留在安全帽上的遗言说话。有谁想过，矿工不说话，正是矿难频发的根本原因之一？
让矿工说话，不安全不下井。让矿工监督，安全设施是否配齐。让矿工揭发，谁拿矿工性命赌博。或许说，矿工文化素质低，流动性大，安全意识差。这都是事实。但是只要我们真心依赖矿工，那么接下来要做的最实际的事情就是提高矿工的素质。在现代社会学、教育学、政治学中，这叫做“为公众充权”(empowerment of the public)。停止那些浪费而无效的“监督”游戏，把资源节省下来，把钱用于让矿工们接受教育和培训，让他们知悉自己的权利和相关信息，让他们有组织起来与不安全的生产环境做斗争的权利和能力，这应该是我们最基本的安全生产政策和相应的财政安排。
(作者系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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