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望：拷问郎咸平 没让当官的直接分了就已不错

　　□新望

　　渐进式的改革实际是既有条件下的次优选择，虽然把公有财产分给大众还不成熟，而外部购买者的进入有信息上的障碍，但没让那些当官的直接分了，就已不错。　　　　

　　“乡镇企业”曾经作为中国农民的独创，被许多第三世界国家纷纷效仿。三年前， 我在苏南时就看到一些企业还保留着孟加拉总统参观考察的留影。但就在这短短几年间，乡村工业虽然还如火如荼，但传统意义上的“乡镇集体企业”不见了。这甚至成为当代世界经济发展史的一大谜团。

　　不是因为什么意识形态的转变。原来的乡镇企业实在是维持不下去了。公有制演变为官有制，企业负责人拿整个企业作为媚上弄官的资本。企业的亏损负债，导致社区政府的管理能力弱化，一系列社会矛盾开始暴露出来。在亚洲金融危机中，原先的乡镇企业几乎都倒掉了。没有倒掉的，就是在此之前完成了现代企业制度改造的那些企业，或是所有制层次较低的带有家族色彩的村办企业和社办企业。

　　乡镇企业资产的流动性差，区域性、封闭性强，外面的竞争者难以进入，因此改制过程缺少反复搏弈和竞价的过程。卖给谁？原来的经营者成为首选，即所谓MBO。今天如果反思乡镇企业的改制，我觉得最大的问题就是“集权式改制”，过于政绩化。

　　渐进式的改革实际是既有条件下的次优选择，虽然把公有财产分给大众还不成熟，而外部购买者的进入有信息上的障碍，但没让那些当官的直接分了，就已不错。改制毕竟还是赎买，尽管这种赎买还都是内部人之间监守自盗式的赎买。“改制中也不排除一些不规范的做法甚或黑箱操作，地方政府、社区政府、企业经营者、社区居民、企业内部职工，各怀心思。在这一场应有上述五方共同参加的转制谈判中，社区居民和企业内部职工始终是缺席者。”这是我在2000年一篇文章中写过的话。

　　现在，郎咸平把批判的目光开始瞄上了国内几家优秀的民营企业，而且有好几家都是乡镇企业转制而来的。我了解这些企业，这些企业多为“企业家的企业”。还原他们的初始产权很困难，而且产权也处在随时随地的变化当中。民营企业这种产权安排上“有益的模糊性”几乎人所共知。这位在国外知名刊物发表文章排在华人经济学家前三名的郎先生，面对媒体公布了一长串他即将要开打的知名国内企业名单，真不知他想要干什么？如果他真有可靠的材料证据能做成漂亮文章，他有在国外知名刊物发表文章的机会，以秉持他学者的良知，用不着这样做预告。

　　而假若我们在今后的将来看不到这一系列的重炮出堂，那会不会是“郎监管”与这些企业私了了？面对来势汹汹的“朗旋风”，或许有个把企业愿意破财消灾。我曾经在《新财富》杂志看到“郎监管”长篇大论披露香港长江系家族企业的敛财秘籍，后来又听说他当上了年薪几百万的长江商学院特聘教授。但这个模式在大陆不一定行得通。

　　大陆的民营企业家们早在2001年前后就已经进行过一次“双思教育”。他们即使富而思源，也会感激党的富民政策，而不是等着郎旋风法外开恩。

　　改革中确实出了问题，这没错，但并不是那些曾经主张改革的人打开了潘多拉的盒子。尤其不该一看到改革中的不公，就马上停止改革或从根本上否定改革。当年吴敬琏批评股市“不如赌场”、秦晖批评“界定式改制”，实质上是在抨击权贵私有化。退一万步讲，资本与权力的勾结固然不好，但总比资本与权力的一体要强。中国的改革是摸着石头过河，能摸到这一步也不容易了。

　　我们没有郎教授那么多的数字，但我在基层和企业观察了近10年，我的结论是，政府办不好企业。我相信郎教授的那几个案例，但真理往前再跨半步就成谬误，用归纳法得不出那么大的结论。改革到了今天，回头路肯定是走不成了。

　　更多精彩评论，更多传媒视点，更多传媒人风采，尽在新浪财经新评谈栏目，欢迎访问新浪财经新评谈栏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