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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管清友
中华文明一直被西方人称之为“冲击——回应”型的文明形态。这种文明形态的特点是内敛、被动，当然也有强大的吸纳和渗透能力。看看时下媒体关于中国与西方大国交往所用的言词就可以知道，我们在对外政策制定的时候首先就把自己摆在了被动者的地位上。如果说过去我们曾经不得不如此，那么现在我们不能再如此。
G20财长行长会议在即，格林斯潘、斯诺等重量级人物让中国感觉到有点“大兵压境”。加上会议的议题必然会有人民币升值与否的问题，很多人惊呼“美帝国主义”又回来了，担心中国会签下所谓的“城下之盟”，其实大可不必。
关于汇率问题的讨论实际上已经极尽完备。几年下来，中国人明白了汇率问题所蕴含的政治经济学，人民币币值变动以及汇率管理体制改革的利弊得失。但是，有一点我们需要时刻清醒，那就是时至今日，经济学理论尚不能对一国汇率水平及其变动提供完美的解释。从根本上来说，像中国这样的庞大经济体的汇率，是由现实中的各种政治经济因素及其互动决定的。就像哈佛大学的教授普特南提出的“双层博弈模型”里面所说的那样，大国的对外政策取决于国内和国际两个层面的因素。就汇率来说，在一国内部，汇率是相关利益集团和拥有特定政治经济政策目标的政府之间相互博弈的结果；在国际上，汇率是大国实现或巩固有利于己的世界经济政治安排的一个重要工具，国际汇率体系所反映的实乃国际政治的权力结构。
汇率如此，贸易政策亦如此。因而，看待G20会议的议题远不能意气用事。大国之间的博弈、协调抑或是妥协乃是当下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的常态事物，无一日不存在，无一日不延续。也许中国人还没有习惯这样的常态，其根本的原因在于中国人还没有真正意识到中国已经作为一个大国重新走上了世界舞台。中国的汇率政策、贸易政策等等对外政策已经不仅仅是中国人自己的事情，而是“牵一发而动全身”。这里且不去谈国际政治，单单从经济层面来说，大国的崛起是影响世界价格的。而价格变动又必然引起供给与需求的一系列变动。因而，围绕中国的外政策而产生的一系列谈判、协调甚至争端都可想而知，更易理解了。
但是，我们现在整体的形势似乎不够主动。既然大国的崛起必然随之带来国际协调的问题，那么我们以前、现在和未来面对的各种谈判、协调甚至争端都不可避免。因而参与和主导国际协调不仅仅是中国重新作为大国走上世界舞台的必然选择，而且也是中国在纷繁复杂的国际政治经济格局中维护、拓展自己利益空间的重要手段。积极的应对乃至主动的出击，在国际格局中纵横捭阖，实现中国的国家利益并承担一个大国应当承担的国际义务是中国应当认真思考制定和执行的大的战略选择。
具体来说，中国与西方大国的国际协调，特别是与美国的国际协调有利于我们拓展国家利益的空间，有利于参与和维持国际秩序，有利于在充分的利用全球化的双刃剑，更根本的说，有利于中国地缘政治环境的改善以及中国国内统一大业的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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