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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彭兴庭
诺贝尔经济学奖揭晓了，于近日授予了美国经济学家托马斯·谢林(Thomas Schelling)和以色列经济学家罗伯特·奥曼(Robert Aumann)，以表彰他们在促进对冲突与合作的理解方面所作的贡献。从约翰·纳什开始，在博弈论这座金矿中淘到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有数十位之多，与博弈论领域相关的基础研究，据说已经是第五次折桂了。
博弈，这个时髦的词汇，是众多媒体大小“标题”的宠儿。博弈论，随着贸易战、价格战等市场概念的引入，正成为普通人不断用来理解人际关系、社会交往的工具。有人说，中国的传统社会是一种原子式的社会，一个个家庭就是一个个原子，相互之间交往程度很低，合作在这种“老死不相往来”的社会很难立足。事实上，中国从来就不缺乏合作精神，农民起义、改朝换代、社会变迁，哪一次不是“合作”出来的奇迹。中国最缺乏是竞争，儒家“大同社会”的理想主义和“均贫富”的分配观念，不但阻碍了社会创新，甚至抹杀了中国人的合作精神。
竞争(冲突)与合作就像一个硬币的两面，用句很马克思的话说，是矛盾的统一体，谁也离不开谁。而博弈论，作为一种策略的相关性，正是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之上。
谢林和奥曼的“冲突与合作”理论在冷战时期曾经有过广泛的应用。谢林先生发现，人通常都是愿意合作的，但当他们在一个团队中依理性行事时，就变得不那么容易合作了。在上世纪的美国和前苏联的冷战中，我们可以清晰地发现这一点，双方的武器在你追我赶当中，最后远远超出了实际的需要。尽管前苏联、美国的领导人和人民个个都是理性的，但是，虽然保持了个体的理性，但一到“国家”这个团体中，却变成了群体的非理性。
而奥曼的不完全信息重复博弈论，正给处于核竞争消耗战中的美国提供了一个解决问题的根本战略。1966年，奥曼和他的同事在给美国武器控制和裁军机构的开创性报告中，建立了一个不完全信息的重复博弈模型。他指出，没有参与者有勇气单方面改变“不同结果的可能性”。这个概念与非零和博弈密切相关，所谓“非零和博弈”，是相对“双输”的零和博弈而言的，指的是一方有所得，他方未必有所失，而可能的结局中甚至存在“双赢”。
时过境迁，谢林和奥曼的理论在当今的国际军事、政治和经济博弈中，依然运用广泛。冷战后的世界格局始终处在一种动荡不安的状态之中，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扑朔迷离。在一些现实主义者看来，在国际政治中取得合作是非常困难的，因为世界处于一种“无政府”状态，各国之上没有一个共同的政府来强行施加规则和法律。但是，我们通过对现实的观察却发现，在国际政治中合作不仅是可以实现的，而且许多合作也不是想象中那么脆弱。
当今世界，“和平与发展”已成共识，也很少有人会否认全球化、一体化是大势所趋。为什么？这正印证了罗伯特·奥曼的不完全信息的重复博弈理论：当人们每天面对相对的对手和竞争者时，当战略情形大量重复出现时，即使个体间有直接的利益冲突，达成合作的几率也会上升。
“冲突”何以能产生合作，是因为重复博弈的存在。博弈论中有一个著名的例子叫“囚徒困境”，告诉我们的就是这么一个道理：如果双方之间的交易是一次性的，结果一定是诚信缺失。但是，如果双方能够预期到交易次数会增加，那么，受长期利益的驱动，就会相应增加交易双方诚信的可能性。按照这样的思路，要重塑国人的诚信意识，就应该充分利用现代网络，减少信息不对称，为重复博弈创造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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