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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韩晓静
“共同富裕”作为“和谐社会”这个大概念的一个分支，一经提出就得到舆论的追捧，它也让中国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制定理念发生了革命性变化。
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差距是巨大而令人痛苦的，应该看到，“共富论”比“先富论”的
实现要艰难得多。二十多年前，了解并能够运用“先富论”的群体，靠自身的行动就可以完成这一阶段性目标。而现如今，对于“共富论”，多数人只能做政策的等待者。因此，如果把“先富起来”形容为一场全民运动的话，“共同富裕”更多的是一场政府运动。而政府主导的变革最忌讳的就是官员纸上谈兵、群众精神会餐。毕竟，与政府关系最密切的阶层是当前利益格局的受益者，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固化。更难办的是，在我们越来越认同贫困群体将威胁国家稳定的同时，也不得不面对另一个现实，那就是已经形成的富裕群体同样掌握了国家经济的安全与发展。
因此，已经有很多经济学家提出，在“十一五”期间，既要通过配套措施杜绝非法掠取财富和缩小贫富差距，也要防止通过“杀富济贫”方式退回到平均主义。具体地说，“不是对现有财富的均分，而是对财富增量再分配的改革。”实际上，通过在此之前同样热闹的私产入宪和修改物权法草案等一系列举措，也可以看出政府“稳定财富之军心”的良苦用心。
接下来，“共同富裕”如何落实而不成为一个善良的泡沫，将是考验政府观念是否统一、步调是否一致、技巧是否高超的高难度动作。地区差异、城乡差别、行业落差等都是长期凸现的不均衡因素所在。如果从经济增长的角度来看，除去一些特殊地区、行业和人群，需要政府提供某种政策扶持和基本保障之外，更多的要素还是要跟随整个中国经济的发展来寻找自己的经济增长点。而政府在此要做的就是，让所有要素都有机会平等分享经济增长带来的实惠，也就是为所有地区、行业、人群提供制度保障。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党国英就把调节劳资关系作为中国社会转型的三大任务之一，“劳资关系的调节，是关乎民族长期发展和长治久安的大事情”。他甚至并不讳言，社会竞争已经把人分为劳动的所有者和资本的所有者。但是，同样在这个过程中发生了一系列历史事变，约束了资本，保障了工人的权利。这些历史事变包括技术的进步，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的变化，国家权力的中立化，公共财政制度确立，以及人们价值观念的变化等等。事实上，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具体到某个行业、某个企业，政府也不可能知道怎样的分配比例才是公平的，而只能由劳资之间通过博弈去确定。
而目前，我们在各个领域都充满博弈的冲动，却缺乏博弈的制度环境。在中国，为什么少数人“暴富”的速度如此之快﹖为什么劳动力的价格如此之低廉﹖就是因为缺乏有效的组织通过博弈来保证“一次分配”的公平性。
可以说，虽然收入的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关注结果。但不同的是，初次分配能够改变一种关系和地位。美国人类学家、芝加哥大学教授萨林斯曾经说过，贫困并不一定意味着个人财产的缺乏。世界上最原始的人很少占有什么，但他们并不穷。贫困既不是东西少，也不仅仅是手段与结果之间的一种关系。更重要的是，它是人与人之间的一种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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