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五规划的思考

　　赵 晓

　　当前，人们关注已久的“十一五”已经出台。由于“十一五”规划高扬科学发展观，并且在消除贫富差距等社会性公平的内容上有许多崭新的理念和提法，赢得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喝彩。但是，笔者想说的是，我们还需要做得更好，才能确保“十一五规划”的成功。

　　现在的五年计划当然大大不同于历史上计划经济时期的“五年计划”。仅仅从“十一五”规划要将“计划”改成了“规划”，就可以洞悉其中的变化轨迹：即更多地从指令性、强制性、命令性的东西演变成信息性、引导性、政策性的东西。事实上，这一演变在“十五”期间已经相当明显：“十五” 计划将“九五” 计划的100多个量化指标一举减少到了40多个，并将主要社会经济指标都变成了指导和预测性的指标，而不是指令性、强制性指标。

　　尽管如此，回过头来看，“十五计划”仍有许多令人遗憾的地方，从而也让人对“

十一五”规划的胜算产生一些疑虑。

　　在“十五” 计划中，“经济增长速度预期为年均7%左右，到2005年按2000年价格计算的国内生产总值达到12.5万亿元左右”。然而，事实上，实际增长速度达到了8..8%r的高水平。你固然可以说计划目标超额实现了，但你也可以说计划目标落空了。

　　也许当初设定7%那样一个较为保守的增长目标是为了淡化地方政府扩张经济的冲动。但现在看来，对经济估计较低并不是好事。因为决定地方发展经济是一整套体制，政府即使把规划中的发展速度调低，也不能完全改变当前刺激地方发展经济的体制因素，淡化地方的发展冲动。

　　而更全面地来看，规划还是应该按照经济发展的正常速度来定比较好，该是多少就是多少，否则会给供给安排带来混乱。

　　“十五”期间，预测的不准确、计划目标的保守直接导致了能源供给的安排偏低，其结果“十五”期间出现了煤电油气全线紧张的局面，结构问题反而进一步加剧了。可以说，“十五”计划非常强调的结构调整的任务没有完成。

　　导致十五期间能源总量不足成了大问题。

　　从2000年开始，能源消费平均每年以15%的速度猛增，大大高于此时期的国民经济增长速度，也高于能源的供给增长速度。到2004年，我国能源产量总计19.7亿吨标准煤，大大高于预测数12.3亿吨标准煤，虽然能源生产增幅超过历年的情况下，仍然赶不上消费的增长，由此导致严重的能源总量不足，尤其是发电量远远不能满足扩张的生产需求。

　　十五期间，电荒出现的省份，拉闸限电的现象达到历史空前，电荒造成的经济损失也达到历史空前。经测算，浙江一省缺电750亿千瓦以上，直接损失GDP1000亿人民币。据专家预算，如果从2000年开始计算，5年来“电荒”给国民经济造成的直接和间接损失已超过1万亿元人民币。

　　专家们普遍认为，这首先就是源于电力建设的人为放缓，最典型的则是基于十五计划所作出的“三年不上火电”政策。

　　除了发展目标和结构调整目标没有如愿实现外，“十五计划”提高经济效益、改变环境等目标也没有很好地实现，国民经济实际上更加陷于粗放型和浪费型的增长轨道。王晓鲁(2005)的研究表明，中国当前的投资效率甚至不如“文化大革命”时期。

　　为什么会出现上述不如人意的情形？部分原因要归咎于传统体制的惯性。在中国，政府对经济的干预能力仍然过于强大。虽然号称指导性 “计划”，却具有无尚的权威，成为部门审批的依据，因而一旦错了就会错得离谱。部分原因要归咎于预测的不确定性。预测动态的经济变化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根据当时的情形，预测未来能源需求总量增长将放缓(当时预测“十五”期间中国能源消费年均增长速度约为2.73%)，总量不再是问题，可以说是最保险也是最自然不过的预测了。谁曾想几年下来，形势会大变，中国突然进入了加速城市化和工业重型化的发展时期，导致能源的需求急剧膨胀。

　　再次应验了一句话：计划赶不上变化。

　　当前，“十一五”规划已经新鲜出炉，但要真正使得这份文件的价值和意义得到充分体现，避免可能的失误，就需要总结以前的教训。为此，做到下列几点是重要的。

　　第一，“十一五”规划应该严格限定于一个预测性和指导性的规划，仅起信息引导路线图式作用。地方政府也罢，企业也罢，可参考规划来行事，也可根据市场变化行事，并不需要受制和受令于计划。

　　第二，规划应该每年动态调整，随时根据新的情况进行更正、补充和完善。

　　第三，应将改革精神贯穿于规划始终，尤其是要大刀阔斧地改革投融资体制改革，将老百姓的创业权、投融资权还给老百姓，不使审批再次成为发展的桎梏。

　　第四，应有“第三方”的专门部门对规划的制订和规划的执行进行审查和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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