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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0月10日起，国内各医院和药店对22种药品实行降价，至此，1998年以来第17次药品大降价正式施行。但是，在福州，各大药店均没有降价品种的药出售；而在武汉，各大医院更是早已有对策———“尽量少用这些药品，以其他价格相对较好的品种替代”。(10月13日《中国青年报》)
国家推行药品大降价，却在医药、药店遭遇“肠梗阻”，使消费者难以得到降价实
惠———这样的药品降价景象，我们显然已不陌生。事实上，在此前的历次降价行动中，类似情形早就不断重演。为什么降价实惠总是一再落实不到老百姓头上？
药厂、经销商、医院在利益合谋之下对降价进行“软抵制”，当然是最直接的原因。但更深一层的根源，恐怕还不在于此。一个很明显的事实是：在降价之前，早已虚高药价以及那些用来代替降价药的高价药又是从何而来———政府为什么事先在定价上没有把住关？
毫无疑问，对药品价格实行政府管制十分必要。这既因为药品是与健康直接相关的特殊商品，必须加强管理才能保证公众的健康权益，也是由于有关药品的消费知识具有高度专业化、信息不对称的特点，只有通过公共机关的干预，才能维护交易的公平公正。这意味着，公众的健康权，公平、知情的消费权益，才是政府所以进行药价管制的根本价值支点———简单地说就是：管制药价，是政府在为老百姓能买得到价廉物美的药履行公共责任。但是，在现实中，这种公共责任履行得如何？据此前卫生部长高强的介绍，“政府定价包括了留给药厂的利润，留给流通环节的利润，留给医院的利润，所有的环节都考虑到了，只是患者的利益没有充分考虑到”，“药价不合理首先是因为政府定价太高。”
所有环节都考虑到了，反而患者的利益旁落———这样的行政立场，显然完全违背了公共行政的基本价值，损害价格管制应有的公益品质。难怪一位药厂负责人向新华社记者披露药价内幕时说：“药品从出厂到卖给患者，要经过审批、税务、药品监督、物价等多个政府部门，只要有一个部门能够切实负责，药价就不可能这么离谱。”
因此，要实现药价合理，仅仅从目前一次次百分之几十的降价上做文章，是远远不够、难有实效的，还必须上溯源头，检讨政府定价本身———还其维护民生健康权利的公共服务本性。如此一来，在药价管制上的行政品质有了保证，所有的政府药品定价也就有了一个公正的基础，那么，药商、医院以其他高价药代替数量有限的降价药的伎俩，自然便失去了操作的空间。
张贵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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