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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斯诺的中国之行占据了大多数国内媒体的重要版面时，英国《经济学家》杂志悄然放出的一篇重头文章吸引了国际市场的关注。这篇10月12日新鲜出炉，名为“中国酝酿着变化(China contemplates change)”的文章不无感慨地表示：“尽管中国经济健康稳定，尽管斯诺潜在施压，但中国政府酝酿之中的政策转变却将受益者指向了中国穷人，而不是期待人民币汇率升值的美国人。”
在分析之前，我们认为搞清楚这篇文章出现的背景十分必要。10月11日出炉的《发改委2005宏观经济形势分析及2006展望报告》中估计，2005年前三季度中国GDP增长9.4%，预计全年GDP增长9.2%，相比先前预测的8.8%有了较大幅度的提高。同时，全年出口预计增长25%左右，进口增长18%，贸易顺差创历史纪录，达790亿美元左右。用“中国酝酿着变化”一文的话说：“东方国家超乎预期的经济增长显然是深受贸易之苦的西方发达国家最不愿意看到的事情，华盛顿人咬牙切齿的声音几乎清晰可辨。”
与此同时，10月11日，十六届五中全会闭幕，通过了制定“十一五”规划的建议，指出要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中国酝酿着变化”一文认为：中国政府正在努力转变粗放式增长路径，政策战略更专注于解决市场经济改革带来的不平等的社会问题。
如此背景之下，该文表达了西方发达国家对中国政策转变未能眷顾汇率问题的失望与无奈之情。应该说，对于迫切要求人民币即期、大幅升值，以缓解本国内部保守势力的政治压力的西方各国而言，出现这种不满的情绪并不奇怪。但这并不代表他们对中国政策变化的非议有理有据。
实际上，从内外均衡的视角审视，中国的政策转变长期目标蕴藏着“治标治本”的深刻内涵。众所周知，宏观经济政策的目标主要有四个：经济增长、物价稳定、充分就业和国际收支平衡。随着商品及资本、劳动力等要素的国际流动的发展，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相互依存度增加，外部均衡问题的出现在所难免，而且，经济开放性使原来封闭条件下的内部均衡问题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内部均衡与外部均衡之间还存在着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密切关系。因此，任何一项指向单一均衡的政策目标总是难免对另一均衡产生不容忽视的间接影响，这种开放经济中宏观政策的“外部性”，决定了政策绩效的复杂性。
如果中国政府在外部压力下，如欧美所愿从外部失衡入手，激进改革汇率制度，那么虽然短期内贸易不平衡有可能得以减轻，但这种外部均衡的改善，蕴藏着极大的不确定性和不可维持性。一方面，人民币汇率的骤然变化会吸引国际投机势力的冲击，可能造成一溃千里的不良后果，引致贸易的全面混乱，给外贸依存度较高的中国经济增长带来极大伤害。另一方面，人民币汇率的大幅升值必然抑制出口增长，在内需不振的条件下总需求势必萎缩，为了缓解这一困境，政策制定者唯有再次倾向于货币贬值，上下反复将给外部均衡带来极大的破坏。如此一来，内外均衡都将在交替恶化的过程中跌入恶性循环。
中国经济的现实情况是，内外失衡同时存在，市场经济改革带来的两极分化、失业居高、粗放增长等负面因素造成了内需不足，这实际上是顺差高企、人民币遭遇普遍非议的根源所在。因此，在内外失衡之中，内部失衡是关键。中国的经济政策转变将重心置于解决内部失衡问题，正是追根溯源的正确选择。如果能够重振国内需求，那么进口状况将大为改善，而出口激增的局面也能得以缓解，进而人民币汇率变化的外部压力也会相应减小，而外部均衡的优化也会给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型创造一个适度、温和、协调的整体环境，并最终反馈给内部均衡以持续、健康的增长动力，稳定、适度的物价水平和充分、和谐的就业形势。著名国际金融学泰斗姜波克教授认为：“均衡汇率是内部均衡和外部均衡同时实现时的汇率水平。”只要内外均衡在正确指向的政策引导下不断改善，那么人民币汇率会逐渐趋向均衡水平，而中国的贸易伙伴也会因此受益良多。
所以我们认为，政策选择自当兼顾内外均衡，中国酝酿着的政策转变在这一点上的确无可非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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