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企业家杂志：让资本家自己约束自己

　　如果市场大多数时候只是在市场旗帜覆盖下的行政命令经济，那就永远无法培养市场自律机制

　　有一句广为流传的名言，资本主义社会最大的问题是谁来约束资本家。因为资本家的贪得无厌使他们最有可能成为市场秩序的破坏者。现在，这个严肃的话题也放在我们面前。这里的资本家，既指资本市场的大投资者，也指实业家，或两者兼而有之。

　　目前我国对资本家的约束主要来自于市场之外的他律，即舆论、行政规章与法律。潮水般汹涌的舆论，通常建立在文化与道德批判的基础上；行政制裁则是政府主要的约束办法，一纸罚单或是停工整顿的通知书，甚至拖延不决的调查结论，都有可能造成资金链条断裂，甚至让资本家们破产。证监会对科龙的调查就是一个极好的案例。

　　他律不可缺少，但缺陷在于难以内化为资本家的自觉与自律，外在制约成本高而漏洞多，防线很容易被突破，对于一个转型社会尤其如此。我们不难看到，大多数资本家以低调躲避舆论的枪口，并急于与权力捆绑到一起，借体制之力以自保。一旦捆绑成功，资本家就成为极为贪婪的鲨鱼。

　　笔者阅读华尔街历史，感触最深的是华尔街的自律机制。19世纪60年代以前，华尔街仍盛行用美国西部牛仔的方式处理商务纠纷，此时，是华尔街的经纪人自己给自己制订了规则，虽然简单却实用易行。在经历了伊利铁路

股票操纵、西部小镇比尤特铜矿之争后，华尔街经纪人意识到自己的利益与市场秩序密切相关，没有秩序就没有市场没有利益，他们开始自我约束、自我规范，并联合将投机客逐出证交所的大门之外。

　　这些内生的自律规范是如此坚固，以至当时美国一流的资本家都成为规则的维护者、秩序的信奉者。在这些资本家中，出现了类似于范德比尔特、J.P.摩根这样的杰出人物，前者一心一意要使美国的铁路脱离腐败泥淖，沿着正确的商业轨道前行，而后者则事实上扮演了美国中央银行的角色，两次挽救了美国的金融危机。当他于1913年去世时，赢得了世界的尊重。拜传统所赐，如今的纽交所仍实行各会员自律为主的监管机制，虽然因客观条件不同，加强了证监会等外部监管权力，就总体而言，这一监管体系仍然值得信赖，其严格的制度甚至使欧洲、德国的公司惮于在纽交所上市。

　　不仅美国如此，中国一度走过了相同的自律之路。电视剧《大宅门》形象地告诉我们，商业信誉是如何生成的。清政府直到最后也没有来得及对商业违规行为用法律的形式加以规范，事实证明，资本家的自觉自律弥补了法律的不足。许多屹立不倒的老字号由此而来，电视剧中的白家药铺是如此，同仁堂是如此，瑞蚨祥也是如此，而晋商票号硬是靠自身信用支撑了清代中前期中国金融的半壁江山。

　　除了资本家个体的自律，组织行会、商会统一物价，统一产品标准更为常见。民国时期，北京、上海等地的市、区商会，大到白银成色、小到南北货均有规范，并积极向政府建言。如1930年，世界金价上涨，身处金融中心的上海市商会向国民政府的财政部和工商部提出，增加出口、减少舶来品输入；非进出口业者不得从事标金期货的交易，不得购买国外汇票；银行的国外汇兑业务仅限于进出口交易；经营进出口业务应随时结价，规避日后金银比价涨落的风险。同时，上海市商会致函各中外商行要求执行，同时致函金业交易所和华洋银行公会，就限制标金营业问题作出说明。

　　中外事殊，市场原理则同。资本家如此自律，原因无他，不外乎认识到市场的秩序是收获长远、稳定利益的前提。一个无序的市场除了产生投机客，对任何人都不利。一个完全植根于外部的监管体制虽然可收短期之效，却无法使秩序内化为市场的有机部分，其结果就是监管由于得不到自律的配合，执行力效率低下，资本家想方设法成为掠夺者或是投机客，总之，一切以短期效应为重。我们实在有必要反思这种模式的局限性。

　　当然，资本家自律机制的发展与真正的市场发展应该同步，如果资本家没有稳定的产权，如果市场大多数时候只是在市场旗帜覆盖下的行政命令经济，那就永远无法培养市场自律机制。因为群体投机局面下的独善其身，对财富的增殖没有任何好处。

　　现在是捡拾断裂的传统，发展资本家自律机制的时候了，如果各种协会、商会，证交所能够与他们的老前辈看齐，那才是

中国经济的大幸。

　　(叶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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