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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麟
“相对而言，中国对日本的研究仍停留在初级阶段，还处于劣势。”10月11日，对日本政治素有研究的卓南生教授莅临笔者就读的学校授课，在谈到中日关系时，坦率地指出当前中国对日本的研究不够深入、有笼统之嫌。
对于这一问题，国内有识之士也有所察觉，如《人民日报》国际部编辑丁刚，曾在《环球时报》撰文呼吁“下工夫研究日本”，笔者以为卓先生的直言更让人忧心。卓先生早年负笈东瀛并取得博士学位，现在是京都龙谷大学的教授，熟知日本社会，在担任《星洲日报》和《联合早报》的社论委员时，一直负责关于日本的时事评论。与此同时，他对中国问题也很有研究，所撰写的《中国近代报业史》一书深受业内好评。另外，他是新加坡人，站在第三方的立场看问题，没有“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之困。
笔者就此问题请教卓先生：中国该如何加强对日本的研究？沉吟半晌，答曰：“应学习日本研究中国的态度。对于中国问题的研究，日本非常重视，往往‘国家总动员’。日本的学术精英在研究问题时认真、严谨。”
这一番话语很有见地，非人云亦云、鹦鹉学舌之论，而是多年经验体会之谈，值得用心揣摩。如近日一则“日拟定期协商对华政策”的新闻，充分印证了日本高度重视对华研究。《产经新闻》称，日本外务省8日决定定期召开多部门高官会议，集中研讨对华政策。因为对于中国在各领域发生的“令人惊异”的变化，仅凭一些懂汉语、了解中国时局的“中国学派”外交官已经不能解决对华政策问题，有必要“全省动员”，研讨全球范围内的“中国问题”。外务省的一位官员明确认为此举“就是要尝试从根本上探究中国在世界上究竟处于何种存在状态”。(10月11日《新京报》)
由于朝野高度重视、研究态度认真，日本对中国的研究往往效果良好。如近代日本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后，为了对华实施侵略，曾倾全国之力研究中国，研究之精细，方法之先进，成果之丰富，令人惊叹。而甲午海战后，虽然留日学生如过江之鲫，但为人们所常常称道的研究成果只有黄遵宪的《日本国志》等寥寥数种。非但如此，两本“旧书”———初版于1928年的戴季陶的《日本论》，以及初版于1946年美国学者本尼迪克特的《菊与刀》，在2005年仍然颇为畅销。不仅仅是这两本书写得不错之故，更由于这么多年来，在日本民族性的研究方面，尚未出现超越性的扛鼎之作。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孙承有感于此，叹道“纵观100多年来中国研究日本问题的著作，不可谓少，少的是精品”。
兵法云“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但国人尤其是青年一代对一衣带水的邻国日本究竟了解多少呢？对于日本当局的一些不负责任的言行，我们往往异常愤怒、激烈谴责，但对于“日本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却缺乏深刻的研究和思考。有鉴于此，有论者诘问，“除了靖国神社我们对日本了解多少”？
77年前，戴季陶在《日本论》中有一番振聋发聩的话：“我劝中国人，从今以后，要切切实实的下一个研究日本的工夫。……要晓得他的过去如何，方才晓得他的现在是从哪里来的。晓得他现在的真相，方才能够推测他将来的趋向是怎样的。”但77年后，我们辜负了先人的远见卓识，研究工夫远远没有下够。
往者可鉴，来者可追，该是我们像日本研究中国一样去研究日本以及其他国家的时候了。由此，学术研究才不会只停留于对现实问题做注解，而民间的了解也将超越狭隘和偏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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