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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大焕
“中国90%以上的NGO(民间组织)实际上未获得现行法律的认可，也无法得到应有的保障，发展受到制约。”近日，在兰州参加“民间组织(NGO)发展与和谐社会”研讨会的清华大学NGO研究所所长王名教授认为，法律政策环境是中国NGO发展面临的最大的问题。(10月11日《中国青年报》)
这种状况，与从“单位人”向“社会人”转变的“自由人社会”不相称，也跟当代中国社会矛盾凸显的时代要求不相称。
对于一个“自由人社会”特征越来越明显的发展中国家来说，日常社会的信息沟通和力量整合更需要非政府组织的力量支持。在任何一个社会，政府的力量都不可能无所不及。社会的中间机构———非政府组织在此时的作用往往非常巨大，它们是社会力量的粘合剂和润滑油，使社会这个大机器能够及时应对各种问题，并且时时激发、显现出人性中最温情和柔软的力量。这一点，也是政府的刚性力量所难以达到的境界。越是现代、发达的社会，越具有“自由人社会”的特征，NGO组织结构也越发达、越复杂，对NGO的要求也越来越高越来越迫切。
国庆期间，我们一家人参加了一个民间机构慰问养老院的活动，感触颇深。虽然我们送给老人的东西非常少，仅仅是一个新鲜的小蛋糕，一个水杯，但相互的交流却打动人心。既让老人们感受到了关爱，也让我们重新体味和深思“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古训。这样一种柔软却又极具渗透性的力量，只有每个人亲身体验才能获得，政府的刚性力量是远远达不到的。据悉，在美国，孩子从小就被要求参加各种NGO组织的义工活动，这是培养未来一代对社会尽责的必不可少的环节。
NGO作为公民自我完善自我救助自我服务的公民自治组织中的一种，能够充分地激发人性中真、善、美的情怀，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也越来越向有限政府靠近，迫切需要NGO组织在政府缺席的地方及时伸出温暖而有力的大手。比如面对SARS这样的危急时刻，我们就充分暴露出NGO组织缺乏时的无序、涣散和混乱局面。即使在日常的帮贫扶困、救死扶伤等过程中，NGO的身影也应该无时不在无处不在。
政府是刚性的，NGO则是柔性的；政府是托底的，NGO则是丝丝入扣、无孔不入、无时不在的。以往，我们的国家结构中只有政府和民众，而没有“社会”这个中间层，根本就在于缺乏NGO这样的中间结构。NGO是政府和民众之间的巨大的弹性力量，这个力量越强大，社会的抗震荡能力就越强。
今天的中国，正处在“黄金发展期”和“矛盾凸显期”的机遇和挑战中，更需要大量的NGO及其背后有能力、有爱心的人们挺身而出，付出时间、精力、爱心乃至金钱，加入到扶危济困、弥合社会断裂与鸿沟的实践中，尽快达成社会和谐与谅解。
不久前有识之士提出，应该让富人第二代直接走到穷人中间，这是有十分积极而深刻的意义的。帮助别人就是帮助我们自己，别人活得好自己才能活得好。这是一个浅显的道理，我们需要的是实践。
更重要的是需要制度的支持。政府应该全面开放NGO，对于NGO必要时实行登记制而非准入制，同时建立法律规范，打击非法行为。一定要充分相信民间的自我管理能力，也一定要相信NGO只是政府的左右手，他们不具备任何国家强制性力量，绝不可能对政府造成任何“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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