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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01年底加入WTO以来，我国对外贸易迅猛增长，仅用了三年时间，进出口总额就翻了一番，在货物贸易领域，我国很快将超过德国，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贸易国。然而最近发生的纺织品贸易争端提醒我们，今日的世界并非一个“自由贸易”的理想世界，与形形色色的贸易保护主义斗争将是一项长期任务，坚定执行对外开放路线的同时，一刻也不能忘记捍卫国家利益。
商务部公平贸易局表示，目前中国面临的贸易摩擦形势相当严峻。今年1至8月底，除242纺织品特别限制外，共有13个国家和地区对中国发起贸易救济调查44起，涉案金额高达15.4亿美元。此外，一些国家和地区还陆续出台一系列技术法规和检疫标准，实施后的负面影响难以准确量化。日益增多的贸易摩擦不仅使中国出口企业利益受损，相关行业和关联产业受到冲击，更重要的是给就业带来较大压力，即以目前备受关注的中国纺织品受限争端而论，中国纺织行业直接就业人数达1800万人，间接就业9000万人，此次纺织品出口受限已经使数十万纺织工人就业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
纺织品贸易摩擦凸现了我国贸易环境的尴尬：在纺织品整个利益链条中，中国制造商只占有10%的利润，90%的利润属于海外的品牌拥有者、批发商、分销商、零售商等各个环节，即便如此，欧美等仍坚持损人不利己的贸易保护政策。
所有的经济学教科书都指出，自由贸易是双赢游戏，而贸易保护则是负和博弈。然而现实远比教科书复杂，即使自由贸易对整个国家而言是有利的，它也会使失去保护的弱势产业陷于困境。在真实世界里，自由贸易和贸易保护两派势力竞相对当局的贸易政策施加影响，而贸易保护的胜面通常更大一些，其奥秘在于所谓“集体行动的逻辑”：自由贸易的利益总量虽大，但受益者众多，每人只能得到一丁点儿利益，而且受益者作为顾客乃是非组织化的，采取集体行动的成本很高，而集体行动即使胜利，每个参加者所能得到的利益也很小，何况还有搭便车因素，更使集体行动越发困难了；贸易保护的利益总量虽小，但受益者较少，每人可望获得可观的利益，而且一个产业更有组织性，更倾向于采取集体行动，且由于成员不多，便于相互监督，搭便车因素遭到抑制，更容易一致行动。
以纺织品贸易而论，最大的获益者乃是欧美广大消费者，然而消费者很难组织起来，欧美纺织品厂商则很容易结成压力集团，从议会、政府、政党等多个层面施加压力，要求当局实施贸易保护，而且这种努力常常会奏效，因为政治家无不面临选票与经费压力。至于从纺织品贸易中获利的欧美品牌所有者和中间商，他们并无足够的动力反击当地纺织品厂商，因为他们深知这只是一场政治游戏，贸易保护者抱怨的只是中国占据了过大的市场份额，而即使中国被排挤出场，本土制造商也未必能独占市场，竞争力很强的拉美和东南亚国家早就跃跃欲试了，品牌所有者和中间商们反正不愁没有生意可做。
美国政府遏制中国纺织品，既出于国内政治考虑，也不无国际政治背景。美国对中国施压，不仅是对国内贸易保护主义势力作出回应，而且希望利用本国纺织品市场份额作为筹码，招安其他发展中国家，遏制中国的和平崛起。
纺织行业本是美国不具备竞争优势的领域，产值比重在国民经济中也很小，而美国政治家却藉此发难，制造“中国威胁论”，将美国国内大量工人失业和美国对中国贸易存在巨大逆差两种现象联系起来，声称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导致了国内的就业问题。其实美国的就业问题乃是经济衰退和产业转型所致，美国的传统产业早就丧失了成本优势，即便中国纺织品全部退出美国市场，其他发展中国家纺织品厂商也将迅速打败美国本土厂商。美国政治家宁愿无视这一简单逻辑，找出极其牵强的理由设置贸易壁垒，其最大目的在于遏制中国的发展。
既然贸易问题并不仅仅是经济问题，我们就应考虑采用包括贸易报复在内的所有手段，向对方施以政治压力。我们进行贸易报复，固然对自己也不利，但给对方的打击却更直接、更集中、更明确，可以调动对方国内因贸易报复而利益受损的压力集团，直至使对方政府改变贸易政策。
外战须先练内功。我国正处于政府职能转变时期，原行业主管部门已经解体，民间商会组织又没有发育成熟，现有的行业协会难以代表和维护企业利益，行业自律制度缺失，企业纷纷低价竞销，自相残杀，肥水外流，且容易授人以柄，成为反倾销对象。我们首先要解决商会建设和统一对外问题，利用世贸组织非歧视原则和WTO争端解决机制，维护我们的正当利益，并在区域一体化进程中融入当地产业链，从对方堡垒内部打破贸易封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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