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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兴华
刚刚在北京闭幕的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角度来看，这一规划建议的通过，应该是又确立了一个新的起点。
诚然，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时间顺序上来看，“十一五”时期承前启后，“十一五”时期的发展规划既是中国二十一世纪头二十年重大战略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也是立足于“十五”时期发展基础之上的一个规划。然而，相较于我们以往的计划，“十一五”规划又有着自身独特而鲜明的特点。
首先，在形式上有了根本性的变化，五年计划变成了五年规划。这种变化虽然表现为说法变了，但形式背后却有着深刻的内涵。这种形式上的变化，所体现的是经济体制的变革，确切地说，是对经济体制变革结果的一种认可。建立有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体制的提出，已有了若干个年头，提出的时间至少要早于制定“十五”计划开始之时。为什么那时候不叫“十五”规划而仍然延续了“十五”计划的叫法？因为那个时候，市场经济体制的作用尚未得到充分的发挥，从思想上说，对于市场经济体制究竟能够发挥多大的作用，我们也并没有足够的把握。而现在，我们明确舍弃“计划”而代之以“规划”，这实际上是对市场经济体制作用的肯定，也是对近年来经济体制改革成果的肯定。其次，计划变为规划，也是实事求是思想原则的具体体现。从各个时期五年计划的实际执行情况来看，“计划跟不上变化”，五年计划制定之初，各项指标制定得极为详尽，但越详尽的指标越难以得到完全的执行，最后只得要么调整计划，要么完全舍计划而不用，所谓的计划最好的结果也就是一个规划。这不是计划的水平问题，而是更深层次的经济体制问题。计划变成规划，其实更接近于事物的本质。第三，计划变为规划，对于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来说，也是一个巨大的考验。“十一五”规划是第一个明确指出要依靠市场的力量来实现目标的规划，然而，反观当前我国的经济体制，尚未完成的改革还有很多，改革本身就是“十一五”规划的一个重要内容；而另一方面，即便是体制问题不会成为我们完成规划目标的约束条件，也没有任何的理论已经指出，市场力量的发挥与规划目标的完成二者存在着必然的联系。换句话说，如何利用市场的力量实现我们的规划目标，仍然是一个要解决的问题。规划的提出，也只是为这一问题的解决提供了一个起点。
其次，更加重视农业问题。在十六届五中全会所发表的公报中，紧跟在“十一五”规划制定原则与目标之后，首先提到的一个问题，就是农业问题，这充分表现了“十一五”规划对于农业问题的重视。实际上，这也与近两年来的工作思路是相吻合的。但与以往不同，“十一五”规划更加强调从综合的角度而不仅仅是从农业这一单个产业的角度，来解决农业问题。会议提出，要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推进现代农业建设，实现城乡区域协调发展；要坚持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要基本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等等。事实上，对于中国这样的农业大国来说，也只有通过这种方式，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农业问题。而另一方面，农业问题的解决对于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来说，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建设全面小康社会的过程，大体上可以看作是一个工业化的过程，是一个解决农业问题的过程。正像会议所指出的那样，“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历史任务”。可以说，完成这一任务，是“十一五”规划目标能否实现的核心所在，这也是十六届五中全会如此重视这一问题的根本原因所在。从实际工作的进程来看，这一任务的完成，近年来也只是刚刚起步，需要解决的问题还有很多很多。
最后，明确要求改变增长方式。谁也不能否认，二十几年来，我国的经济社会有了飞跃式的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以往的发展方式所固有的弊端不断暴露出来，已经影响到了发展的自身，使发展难以为继。这些弊端概括起来，就是只注重发展的数量而忽视发展的质量，在社会财富不断增长的同时，贫富差距、城乡差距、东西差距也在不断拉大，已影响到了社会的稳定与和谐；只注重经济的内部性而忽视了经济的外部，在经济水平不断提高的同时，资源环境也在急剧恶化，在国际贸易总额不断扩大的同时，贸易环境也在不断恶化。解决这些问题，就必须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按照构建和谐社会目标，来改变增长方式。而如何改变增长方式，将会是“十一五”期间的一个重要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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