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媒体思想之袁幼鸣专栏
昨天闭幕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通过深化改革创新获得新动力，化解已集中呈现并日益尖锐的矛盾，在形势判断上，采用了“矛盾凸显期”的概念，以说明解决问题的迫切性。简而言之，中国社会将再次踏上“以改革促发展”的总体路径。
评价这一路径设计，首先必须承认，其符合实际需要，可谓切中时弊。一系列矛盾形成倒逼之势，追究它们的根源，惟有通过制度变革的方式才能祛除。然而，近年来作为机会不公、贫富差距及既得利益格局肇造的后果，社会公众特别是弱势群体警惕任何涉及利益调整的举动，对改革谈虎色变之感越来越强烈。
作为一个语词，改革遭遇负面化需要通过注入其应有之义来洗刷。而要为改革正名，以改革凝聚人心，“以改革促发展”，必须锁定改革对象。“矛盾凸显期”的概念固然描述了现阶段中国社会状况，要真正化解矛盾，首先需要认清矛盾的根源。
面对社会问题，一些人咬定自由经济原则和市场化方向是导致社会不公的罪魁祸首。事实上，诸多社会矛盾得不到调和，正是由于市场经济发育进程受到了机会主义和利益集团的干预所致。譬如，在财富分配方面，市场化固然会造成拥有不同资本资源和人力资源的人群的收入差距，但没有一个市场经济国家最终陷入“社会达尔文主义”泥潭。税收和社会保障等制度发挥收入分配调节作用是一个方面，更主要的是由市场配置资源，无歧视、集体谈判、自由签约等规则保障了劳动力价值兑现，即劳动者在一次分配环节受到公正对待。毋庸否认的事实是，在成熟市场经济国家，熟练工人属于中产阶层，而非什么弱势群体。
就作为经济体的状况而言，由于国内市场化改革进程与世界经济分工浪潮吻合，中国迅速成为了全球性制造业基地；但“中国制造”长期无法升级，至今主要靠廉价劳动力、资源消耗、土地占用和对跨国公司实施超国民待遇赢得竞争优势，在国际产业分工中处于低端位置。后果自然是整个经济赚钱不多，并贴入了环境污染等“外部性”成本，贫富差距却不断拉大。
类似弊端是否该归因于企业主体的机会主义倾向呢？显然，企业机会主义表现同样是“果”而非“因”，问题根源出在体制层面，而劳动者对体制性弊端无权制衡。一个简单例证是，在国内绝大多数地区，于GDP增长和获得税收与保护劳动者权益两者之间，政府部门普遍选择前者。
从市场化改革角度看社会问题还不难发现，国内贫富差距急剧加大主要不是因为不同人群拥有资本资源和人力资源差异造成的。于民间拥有资源处于配角地位的状况下，导致贫富差距加剧的核心原因在于同样的资本资源和人力资源投入，效益却严重不同，即自然人并法人分三六九等——机会不平等！同样的人力资源投入，国有垄断企业人员工资可以高出数倍；同样的资本投入，进入与强势利益主体构成共谋关系的行业，获得利润远远大于社会平均利润。
无疑，就对象正确的改革而言，经济改革基本目标之一是实现所有市场主体平等竞争，让法人与自然人资源投入获得平等机会——这就必须从根源上破除机会主义行为及既得利益集团特权。社会改革当务之急在于迅速扭转弱势阶层利益受损状况。现阶段，让弱势群体共享发展成果，必须在财政收入分配与社会保障制度上做出安排。而所谓和谐社会须消除弱势群体，做到此点，前提是让所有社会阶层都拥有直接主张自身利益的权利。
(作者系《东方早报》首席评论员)
更多精彩评论，更多传媒视点，更多传媒人风采，尽在新浪财经新评谈栏目，欢迎访问新浪财经新评谈栏目。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