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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红漫
10月10日，发改委下发的药品降价令正式施行，此次降价涉及400多个剂型规格的22种药品，平均降幅40%左右，最大降幅达63%，主要涉及抗生素类药品，按照现在的销售量测算，降价金额约40亿元。
药价的降低显然有助于缓解“看病难、看病贵”这一突出的社会问题，理应大快人心，但出乎意料的是，针对此次降价，媒体多发出惋惜之声。而惋惜的原因就是国内直接和间接牵涉的近千家药品制造企业利润受损。中国医药企业家协会执行会长于明德指出，此次降价幅度比历次都大，一批制药企业可能因此而关闭或继续亏损。
如此，药品降价呈现两难局面：药价虚高难免百姓怨言，强令降价则药企亏损。笔者认为，造成这一两难局面的原因就在于流通企业在产业链条中的强势地位，而类似“两难”问题的出现仅仅是这种强势地位弊病的初步显现，如果流通企业的强势不被遏制，长此以往将给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带来致命打击。
以医药产业为例，产业上游的制造企业数量庞大而且缺乏药品开发的知识产权，以生产仿制药品为主，竞争激烈但水准不高。而位于产业中游的流通企业(含医院)在市场竞争中凭借渠道优势打压制造企业利润，一旦某类药品无利可图，流通企业可以拒绝销售，或者要求制造企业变相让利，再加上药品消费属于刚性需求，所以医药流通企业无视医药制造企业濒临破产的困境仍然维持自身高利润。
不仅在医药产业，产业内利润集中在流通领域状况在中国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现象，家乐福等大卖场收取制造企业高额的进场费、国美受到所谓“类金融模式”的指责，其实质都是产业链条中的流通企业掌控了绝对的话语权。
制度学派的加尔布雷斯曾用故事描述这种流通领域的话语暴力产生的恶果：某大企业掌控了整个服装饰品产业链条，企业老板酷爱绿色的皮包，遂大量制造推向市场，但是市场销售很差，原因是绿色并非当季的流行色，所以女士们都不愿购买。该老板听说原因后，立即决定要让绿色成为流行色，其方法就是命令销售商只销售绿色服装，随后其绿色皮包终于获得市场成功。而绿色皮包得以畅销的背后，却是市场需求被人为扭曲、制造企业的利益被侵害。这与当今中国的医药产业同出一辙：患者诟病高药价，而厂商则因降价而亏损。
从整个产业乃至增进社会福利的角度看，产业内的利润分布应当合理，而处于上游的制造企业有理由获得比现在更高的利润留成。因为上游制造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够带来更加强烈的外部效应。当年的贝尔试验室在经历了无数次失败后发明了晶体管，固然企业凭借科技专利获得了高额利润，考虑到大型计算机应用以后推动的社会技术进步，这些利润实属制造企业应得之利。
国内医药制造企业因为没有科技专利而受制于流通企业，又因为受制于流通企业而无法进行利润积累，继而因风险和投入巨大而无法开展研发获得技术专利。在这样的恶性循环中，得益的是国外药品巨头和国内的流通企业，而损害的则是整个中国社会的福利。所以，药价破题须从理顺产业利润分布入手，而不是简单的降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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