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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刚闭幕的中共十六届五中全会，主要议题之一是研究和审议《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在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承前启后的关键时期，“十一五”规划的编制和实施，备受社会瞩目。
“十一五”规划最吸引人的有两大亮点：从“计划”到“规划”的一字之变，传递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积极信号；而“共同富裕”的重点突出，更被誉为是中国第十一个五
年规划在制定理念上的“革命性变化”。
“共同富裕”并不是一个新词，可是自从它诞生的那天起，却一直处在一个欠缺重视的尴尬地位，常常只是“先富论”的象征性“词缀”而已。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在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首先提出“让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最终实现共同富裕”。从此，中国社会从当初那个普遍厌恶财富以至惧怕财富的落后泥沼里起身而出，拥有财富从耻辱转变为光荣，人人都为自己能成为“先富起来”的那一群人而努力奋斗。
过去的二十多年时间里，“先富论”带给了我们活力和繁荣，可是却也带来了掠夺与血腥。作为一个经济整体，我们在创造财富的同时，也在个体之间急剧地分配财富。由于制度的缺陷和监管的无力，一部分人从这场“圈钱游戏”中受益成为富翁，而更多的人则丧失了他们本该分得的发展成果。
缺乏公平和正义保障的“先富论”，让有人在“国退民进”的狂欢盛宴中一夜暴富，让有人通过金融工具及银行贷款，把社会及国家的财富轻而易举地据为己有，让有人通过非市场化的恶意炒作和涨价同盟而日进斗金；与此同时，更多的人发现：房价像变魔术一样突突地往上窜，教育、医疗以及所有的生活资料价格都在飙升，其增长速度之快，把好久也难得鼓一点的腰包远远甩在了后面。
缺少“共同富裕”纠正的“先富论”，让贫富差距悬殊、地区发展不平衡、社会分配不公平等现实矛盾一一凸显。以至于，我们生活的世界越来越像是两个世界，奢侈与贫穷对比鲜明：当富人已经把中国在世界奢侈品消费榜上的排名提升到世界第三位时，贫困地区的孩子却还在为一天要吃三顿饭(他们日常都只有一顿)而惊讶。中国城乡统算的基尼系数早在2000年就超出了国际公认的警戒线0.40，目前则已经超过0.45。
事实证明，所谓的财富“溢出效应”或“下滴效应”并不可靠，“先富”并不意味着必然“带动或帮助后富”，“共同富裕”不能再只做“先富论”的“词缀”，而必须成为和谐社会梦想中的主旋律，成为和谐社会定义中的主要关键词。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十一五”规划对“共同富裕”的重点突出，顺应了民心民意的要求，为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描绘了一个公平、均衡、可持续的未来。
(稿源：红网)
(作者：舒圣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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