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飞天政治到飞天经济

　　文 张国庆

　　从神五到神六，时隔两年的再度“飞天”，引起的是不同于前次的关注。

　　当两年前，中国成为第三个实现飞天梦想的国家时，美国媒体谈论的是“在航天领域的力量平衡正在发生转移”，而五角大楼则念念不忘他们的“否决”计划———根据这个 雄心勃勃的计划，没有美国的同意，别国将不得因军事情报或其他目的使用太空。

　　而现在，美国媒体谈论的则是神六飞天的商业价值。在美国媒体看来，中国在航天领域乃至其他领域的诸多进步已不再是“大新闻”，甚至于今后的太空行走和登月可能都难以取得像神五那样的轰动效应。对于中国在经济、科技和文化上的突破性进展，人们已经逐渐变得习以为常，而这种习以为常的潜台词是，中国的迅速成长已成为需要理性接受的客观现实。

　　与那些动不动就把事情往军事和政治方向上引导的人不同，越来越多理性的美国人已开始承认中国在经济和技术方面所展现的力量和潜能。正如美国副国务卿罗伯特·佐立克日前所说的那样，中国是一个大国，中国在成长，中国将影响未来的世界。跨越怀疑和不解的阶段，如何与和平发展中的中国相处将是未来若干年人们谈论的重要话题。

　　敏感的美国媒体也同样注意到中国舆论的变化，与神五飞天有所不同的是，此番中国的媒体已不再避讳谈论飞天所带来的经济影响，而越来越多的商业因素正在向“飞天”的舞台中央靠拢。与五角大楼浓厚的充满火药味的航天计划不同的是，中国走的是务实的路数，展现的是和平利用外层空间的朴实情怀，这也使得中国的航天业有了更广阔的舞台。

　　更重要的是，一系列的成功飞天和中国人开放、自信的姿态，本身就是一种国家形象的树立，就是一个成功的不是策划的国际公共关系的“策划”。用英国太空政策分析家戴维·贝克的话说，“中国人应该为他们的成就深感自豪……(因为)只有管理有序的发达工业国才能完成这种活动。”

　　但神六被赋予的意义还不仅限于此。正如美国太空总署署长迈克·格里芬所感叹的那样，尽管人类对太空飞行已努力了半个世纪，但人类所拥有的，却仍是非常低度的太空飞行能力。宇宙浩渺，只有各国通过更广泛的合作，太空事业始有可能快速进步。在实现自己的亘古已有的飞天梦想的同时，中国人念念不忘的是与世界一同进步。

　　事实上，近年来中国在这方面已采取了许多重要举措。比如，中国加入欧洲的“伽利略”全球卫星定位系统；首次与欧洲航天局展开“双星探测计划”，并已发射一枚用于地球磁场研究的“探测一号”探地卫星；中国还与巴西展开卫星发射合作……而在这一系列的合作背后，展现的是日益清晰的负责任的大国的定位。

　　对于这种定位，曾担任过美国贸易代表的佐立克有着清醒的认识。在把中国比作“一个负责任的‘股东’”后，佐立克特别提到“中国应当不仅仅是一个参与者，而应当和我们一道，维护使我们从中受益的国际体系。”从某种意义上说，佐立克的这种提法可以视为美国对中国“负责任的大国”的外交定位的委婉的呼应。

　　与美国媒体把飞天政治拉到飞天经济上有异曲同工之妙的是，佐立克在谈到中美贸易问题时表示，如果没有来自中国的更多合作，美国将不能维持一个开放的国际经济体系。而在最近争议颇大的

能源方面，佐立克则表现出了有建设性的中美共同开发石油的替代能源以及加强节能和提高能效合作的期待。

　　耐人寻味的是，如果把两次“飞天”的效应放到中美关系发展的大背景下看，我们会发现，中美双方对“飞天”认识和反应的变化，也多少同步于中美关系的总体变化。与两年前有所不同的是，中美两国之间谈论最多的已不再是政治和军事问题，而是经贸与合作问题。

　　从猜疑到认可，从敬而远之到渴望合作，使华盛顿的中国认识发生转变的，有现实的挑战和利益的驱动，更有中国自身发生的变化。这种变化既表现在我们能够把飞天从梦想化为现实的实力上，也表现在直播飞天、开放式运作的气度上，而这种自信和坦然，是足以令人敬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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