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季冰：进入深水区之后 中国改革将向何处去

　　早报评论版主编 陈季冰

　　“面对日益尖锐的体制性矛盾，我们却似乎失去了继续改革的勇气和动力。”笔者的一位好朋友、青年经济学者钟伟的这句话令我思索良久。近来很多有识之士纷纷指出，目前我国的改革已经进入“深水期”。著名经济学家张维迎呼吁：“改革需要新的思想解放运动”；而笔者的另外两位朋友、学者赵晓和新望还进行了一次主题为“当改革进入深水区” 的书面对话。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一直处于一个共识的支配之下：社会中的问题和矛盾归根结底要通过经济发展来解决。这无疑是正确的，这种典型的“渐进式”改革的思路能够帮助我们避免剧烈的波动和冲击，在一个平稳而可控的范围内完成社会的改良。在过去近30年里，几乎每一个中国人都或多或少地从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分享到了实际的好处，就是一个明证。

　　不过，这种“发展第一”的理念毕竟只适用于宏观层面。我们必须看到，在不同的时期和不同的局部，并不是所有的微观问题和矛盾都可以在宏观的经济增长中得到顺利解决。更重要的，其中的一些问题和矛盾如果在一定时期内得不到根本性的解决，很可能会极大地阻碍到发展本身。

　　进入新世纪以后，一些计划经济时代积累下来的深层次矛盾，如城乡二元结构、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教育卫生等公共资源分配不合理、国有资产流失、政府对要素资源配置的高度垄断等问题越来越尖锐地凸显在我们面前。可以说，上述这些问题如果得不到公正而稳妥的解决，未来

中国经济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将难以得到有效保证。

　　即使不考虑时下舆论越来越多关注的社会公正问题，如果仅从发展的角度来看，我们也应该认真地思考和追问这样一个问题：持续的经济增长是靠什么造就的？

　　的确，投资是短时间内拉动经济增长的最有效方法，这也是当前许多地方政府热衷于上项目、铺摊子的根本动机。但投资拉动“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模式是不可持续的，所以，从根本上讲，可持续的经济增长的动力应该来源于全社会劳动生产率———也就是经济效率的提高。而这又取决于两个因素：

　　其一是技术进步。在当今世界，技术已成为经济发展的决定性因素，邓小平十分正确地把科学技术称为“第一生产力”。

　　其二是社会分工的深化。社会分工的不断深化使每个生产者通过与其他生产者的交换而提高整体的产出。社会分工必须依赖交换才能在整个系统中发挥作用，并且这种分工交换扩展的范围越大，平均劳动生产力也越高。这其实也就是经济全球化的内在动力。

　　人力资源潜能的发挥可能是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人力资源的发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社会的分配制度。在我看来，中国改革开放前半段所取得的成就，主要就来源于以往被压抑的人力资源潜能的充分释放。“大锅饭”的问题在目前的中国早已不复存在，经过近30年的改革开放实践，多劳多得的原则已经深入人心。事实上，我甚至认为，在调动人们创造财富的竞争积极性方面，今天的中国走得比西方发达国家更远，几乎达到了残酷的地步。然而，当前最突出的矛盾是：能不能够为社会中的每一个个体创造一个起点公平、过程平等、结果透明的竞争环境？

　　经济学家吴敬琏曾指出，“根据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推动生产发展的最主要因素，是分工的深化。在这种具有广泛分工的社会化生产中，属于不同社会分工的人们必须互相交换自己的活动，即完成各种交易；而交易是要付出成本的，为了减少不确定性和交易成本，人们作出了各种制度安排。”

　　基于上述分析，经济改革的目标和立足点就应该是建立和完善这样一整套制度安排，在此框架之下，整个社会对技术进步热情高涨，用于技术开发和技术引进的投入不断增加；原材料(包括自然资源)、资本、技术和人力资源等生产要素以及产品能够按照社会分工的要求畅通无阻地流动，产品和服务也能够以最低的交易成本在全社会畅通无阻地实现交换。

　　考虑到以上所有因素的综合作用，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期内，中国的经济改革的着力点其实十分清晰。那就是：花大力气将社会生产的分工合作向纵深推进。由于在社会分工中，交易的效率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建立公平高效的市场体系就成为一切工作的重中之重。这个市场体系应当涵盖包括原材料(自然资源)、资本、技术和人力资源在内的一切生产要素和消费产品(包括服务)。

　　有鉴于此，我国政府的当务之急应该是消除一切阻碍上述生产要素和产品顺畅流动的不利因素。从消费品市场看，最重要的是破除行政垄断和地方保护主义；从要素资源的融通看，必须尽早结束对土地、原材料、资金等的垄断，建立真正规范运作的

商业银行和资本市场；从技术进步方面看，要制定合理的税收政策，鼓励企业开发、引进和使用先进的技术；从人力资源的优化配置看，核心问题也是难点问题是开放户籍制度、打破城乡壁垒、改革企业干部人事制度和建立覆盖城乡的义务教育和医疗卫生等社会保障体系。

　　用

国家发改委副主任朱之鑫的话来说，中国改革现在已进入攻坚阶段，今后改革的内容将主要集中在政府机构改革、财税体制改革和金融体制的改革上来。而在我们看来，加快建设一个真正提供公共产品的服务型政府又是重中之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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