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宝洁纪元不可抗拒地来临

　　(原载于2001年5月7日 《21世纪经济报道》)

　　本报评论　张庭宾

　　纪是一种时间段落，比时代更悠长，如果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企业在一枯一荣间称之为代的话，宝洁从1837年至今的百多年历程可评之为纪。

　　纪常与恐龙之类的庞然大物相连，比如侏罗纪。与中国民用洗涤剂企业相比，中国宝洁在13年里悄然长成一条大恐龙。

　　之所以选择宝洁作为本版块的第一家全方位透视的跨国公司，正是因为它后来居上的成功，并已经悄然在改变着中国人的生活和生存方式。

　　宝洁俨然成为一个象征物，代言着在中国本土已经壮大的跨国中国公司们，它们在过去开放的10多年里，已经在悄然改变着中国人的命运。

　　本期头条文章中的三个人物，正与三类国人的命运巧合着，梁英奇代表着与宝洁们正面对撞者的悲壮与无奈，体制的弱势导致它们

竞争力和适应力的衰弱，他们日益丧失了市场的主导权；裴逸群归属于一批有着高学历和良好外语能力，正在跨国公司化的那类人群；刘武则是抓住一切机遇，自主人生与发展的新一代民营企业家。

　　基于它们各自视角、阅历和利益的观点，中国社会舆论在世纪之交演绎着混乱与喧嚣。争论谁对谁错，谁高尚谁卑微毫无意义，每个人都有权利在不违法的前提下，选择自己喜欢的生存方式，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宝洁们已在中国形成了一股几乎不容置疑的世纪洪流，顺之者昌，逆之者亡。

　　这种力量绝非个人可以改变的，但是作为国家，则不能不基于大多数国民的利益，民族的伟大复兴战略，作出判断和掌控。

　　宝洁们的最大利好是，商人眼中无国界，有利于在日趋微妙的国际环境中，为

中国经济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就像台湾海峡尽管两岸相望，但宝洁已经将台湾与香港一道，划入大中国区，接受广州总部的统一领导。

　　宝洁们的存在刺激着中国市场竞争的跳跃性升级，但生产率的急剧提高，又带来了就业和稳定的压力急剧增大，因此，在产业升级速度和就业压力增大之间找到最佳结合点，对转轨中国十分关键。

　　不可否认跨国公司对中国短期明确利好的同时，也应未雨绸缪，考虑如何避免某些外资公司在超国民待遇的前提下垄断中国市场。即便是市场竞争形成的垄断，也要防止其对市场可能造成的负面效应。

　　对冲可能潜在的长期利空和眼前的社会稳定的压力，有两种姿态，一种做被动的鸵鸟，另一种主动地自我革命。不进行产权改革，不建立激发内驱动力的企业体制，再闭关100年，中国也堆不出一个真正的世纪企业来。

　　期待着在宝洁纪无可抗拒来临之际，更多的中国企业能像宝供一样，从宝洁们那里学得现代企业的神髓，与宝洁共同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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