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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10月10日《成都晚报》报道，备受关注的成都火车站派出所“警偷勾结案”，10月9日开始在贵阳铁路运输法院审理。事先法院发布公告说“公开审理，允许公民旁听”，可是却没有一个普通百姓领到旁听证，全国各地的近20家媒体记者被挡在警戒线外，只有《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电视台的记者进入了法庭，连《法制日报》也被排除在外。
报道中说，事前记者获悉，他们之所以要这样做，是因为“铁路内部”有人认为“
旁听记者会借题发挥，对铁路局影响不好”。这一细节说明，“企业办司法”的痼疾已到了不革除不行的地步，在大型或特大型国有企业内部设置司法机构，授予它们“治外法权”的做法，已成了确保司法公开原则全面落实的最大绊脚石之一。
早在1999年，最高法院在第一个法院改革五年纲要中就已经试图“对铁路、农垦、林业、油田、港口等法院的产生、法律地位和管理体制、管辖范围进行研究，逐步改变铁路、农垦、林业、油田、港口等法院由行政主管部门或者企业领导、管理的现状”。然而，六年多来，“企业化”司法机构的撤并依然没有实质性动作。我认为，这个难题最根本的解决之道，还是彻底改变现行司法机关组织体系和经费体系，使之真正回归“国家司法机关”的本质属性，而不至于沦为实际上的地方行政管辖下的司法机关或企业司法机关。
所以，要根除“企业办司法”、“司法行政化”的弊端，仅仅是法院系统自己下文件、定目标还很不够，还要在国家司法体制改革总体规划上做文章。如果司法继续吃地方财政饭甚至吃企业的饭，如果“铁路内部”继续决定火车站派出所审理案件是否公开或公开到什么程度，而置宪法和有关法律的明文规定于不顾，类似情况就有可能还会继续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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