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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 方虹
卫生部、公安部、国家工商总局、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日前决定，将在全国范围内组织开展严厉打击“号贩子”、“医托”的专项执法行动，以进一步整顿和规范医疗服务市场秩序(据10月9日《人民日报》报道)。其最终效果如何，却不容乐观。去年北京市东城公安分局出动3022人打击“号贩子”，共抓住“号贩子”339人，其中拘留42人，收容遣送223人，打
击力度不可谓不大，但是不久“号贩子”就又遍地丛生。梁小民先生曾对“号贩子”现象进行过分析。他指出，纠察、严打、实名挂号等办法是无法杜绝这种现象的，他开出的“药方子”也很简单，那就是挂号费价格完全放开。但遗憾的是，同样的经济学常识告诉我们，看病这样的需求是最缺乏弹性的需求，这就是人们硬着头皮也要从“号贩子”手中买号的根本原因。因此，“挂号费价格完全放开”或许符合经济学规律，但是却不符合确实负担不起高额挂号费的“穷人经济学”预设，结果势必造成极大的社会不公平。我们不妨先问这样一个问题：中国哪里的“号贩子”最多？当然是北京。确实，北京集中了全国最好的医疗机构和人才。北京医疗水平高，有限的专家要面对来自全国各地的患者，专家号紧缺，自然使“号贩子”有了肥沃的生存土壤。因此，北京和其他城市相比，拥有那么多的医疗机构和人才，固然有其本身的吸引力。作为国家的首都，北京集中了几乎所有的国家级权力机构，地方和部门在利益博弈中一再获胜，才最终成就了北京在医疗方面的绝对优势地位。全国最多的“号贩子”集中在北京，也正是这种优势地位的“副产品”。因此，要解决“号贩子”问题，严打是重要手段，但关键要缓解医患供求矛盾。在无法短时间里提高其他地区的医疗水平和培养大量高级医疗人才的情况下，政府必须改革并重组带有典型官僚化色彩的医疗条块利益实体，维护社会公正，保证医疗资源为最广大的人民所享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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