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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EN评论员 朱冰尧
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10月8日至11日在北京举行。会议上研究审议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将成为今后一个时期推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纲领性文件。特别是在规划中透露出，“十一五”期间中央将下大力气解决分配不公，关注穷人的收入问题。
这无疑释放出一个明显的信号：中国社会发展的新坐标正在从改革开放初期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先富阶段”，逐步走向解决穷人收入问题、让更多的人富裕起来的“共富阶段”。
“先富”是指一部分有着聪明才智的人通过诚实劳动、合法经营先富起来；“共富”则是指在先富者的带动下，通过社会制度促使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改革开放以来，在“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新思路指引下，中国经济有了突飞猛进的增长，造就了一批财富新贵，基本实现了“先富”的目标。但同样，由于各项社会制度还没有完全跟进，贫富差距也显得日益突出。调查显示，中国城乡居民的人均收入差距在1995年时为2.5倍，到2003年时扩大至3.23倍，如果考虑到城镇居民获得的各种转移支付和补贴等，实际的收入差距则约达5倍。
同时，国际惯例表明，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后是社会矛盾易激化、易出现反复的时期。一份研究报告表明，城乡贫困人口、经济结构调整中的失业和下岗职工、残疾人、灾难中的求助者、农民工等各类处于弱势地位的弱势人群大约有1.4亿-1.8亿人。显然，“十一五”所处的未来5年，对于中国而言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时期。针对严峻的形势，中国在“十五”后期提出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也是十一五规划的基本理念之一。
要实现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从先富过渡到共富，实际上更应该关注经济上的弱势群体。也就是说，我们不仅在积累社会财富上要有“富人经济学”，在寻求社会协调发展上更要有“穷人经济学”。著名经济学家舒尔茨在《穷人的经济学》中写道：“一个社会的消费者中穷人太多、富人太富，迟早要出问题。”他认为贫富差距各国都有，问题是差距不能太大，因为贫富悬殊会成为社会的振荡器。
我国目前贫富的差距已经明显超过了国际公认的警戒线，社会矛盾也正在日益激化，如果我们对此视而不见，反而因为要讲究效率而继续鼓吹拉开贫富差距，就会产生严重的社会问题。因此，在新的五年规划中，不得不重点考虑如何消除贫富差距，特别是提高贫困人口的收入水平，在不降低社会总体财富的情况下，提高穷人的致富能力，促进社会的协调发展，最终实现共富目标。
在中国，一般水平的劳动力十分便宜，工资水平是日本的1／24、美国的1／20。加之低廉的人工成本是以缺乏合理的劳动力保护为代价的，所以就要考虑如何通过制度确保这些弱势群体的权益，让他们既保命又赚钱。
另一方面，穷人之所以穷，除了社会保障制度和协调机制外，更重要的是要通过各种方式提高劳动力资本的能力来实现穷人们发财致富的梦想。人力资本的培养意味着经济主体能力的提高，这种能力使劳动者在为社会创造大量财富的同时，也可以为自己带来丰厚的回报。
早在7月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就把促进社会和谐作为制定“十一五”规划的重要内容。而“十一五”规划也是在重点考虑解决弱势群体问题。如统筹城乡发展，解决好“三农”问题；实行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方针；下大力气解决百姓关心的上学难、看病难、环境污染、食品不安全等问题，妥善处理征地、拆迁、拖欠、改制等涉及的各种利益关系；要千方百计扩大就业，下大力气解决收入分配不公问题；进一步解决公共服务体系不健全，特别是城乡之间、不同区域之间社会群体享有公共服务差别大的问题等等。
当然，要想真正实现从“先富”到“共富”，还需要有很长的路去走。从这种意义上讲，“十一五”仅仅是个开始，但愿这个开头是我们实现“共富”美好愿望的新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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